北宋隐藏的全才，他比苏轼通透

公元1077年的孟夏，洛阳城安乐窝的藤椅上，六十七岁的邵雍握着半卷《周易》溘然长逝。消息传出，从当朝宰相司马光到巷陌间的贩夫走卒，上千人自发前来吊唁，哭声连几条街外都能听见。人们抬着他的棺椁下葬时，发现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儒，家里竟连件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只有满满一屋子的书稿，和院子里他亲手种的半亩竹子。

后世说起北宋名士，总先想起朝堂上锐意变法的王安石，想起黄州赤壁把酒临风的苏轼，想起砸缸救友、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很少有人会把目光停留在邵雍身上。可只有真正读懂北宋历史的人才知道，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里，邵雍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没做过一天官，却让满朝文武都敬他如师；他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却用一套“安乐哲学”影响了中国人近千年的处世智慧。他是真正把儒释道三家学问活进日子里的人，比遁世的隐士多了份烟火气，比入世的官员多了份通透心，活成了整个北宋文人都羡慕的样子。

一、少年苦读破万卷，穷到借米也不改其乐

邵雍出生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的范阳，祖上也是官宦世家，可惜到他父亲这一代早就家道中落，一家人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从小就是个出了名的“书痴”，六七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巷子里玩闹，他已经抱着家里的旧书坐在门槛上读，连饭都忘了吃。

十二岁那年，邵雍跟着父亲迁居到共城苏门山下，家里穷得连点灯的油都买不起，他就冬天里烧着枯柴照明，夏天借着月光读书，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夜。他读书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儒家的《论语》《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甚至阴阳家的天文地理、医卜星象之书，他拿起来就读，读完还一定要亲身去验证。

有次他读到古人“志在四方”的说法，当即就背着个布包出门远游，一走就是三年。他跨过黄河、汾河，去过西周、春秋的旧都，遍历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遗址，遇到村子里的老人就拉着人家问前朝的旧事，遇到懂学问的隐士就赖在人家里求教，直到把心里的疑问都解开了才回家。回来之后他关起门来又读了十年书，把天下的道理都揉进了自己的脑子里，那时候他才三十岁，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学者了。

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是个精通《周易》的大儒，听说了邵雍的名声，特意跑到他住的草庐里拜访，一见面就问：“你也研究过物理性命之学吗？”邵雍老老实实回答：“我愿意学。”当即就拜了李之才为师，跟着他学《河图》《洛书》，学伏羲八卦的奥秘。别人学这些阴阳术数，都想着用来算命赚钱，邵雍却越学越觉得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在其中，他把这些道理和自己这些年读的儒家经典、游历时看到的人间世事结合起来，慢慢琢磨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先天象数之学”。

那时候他家里穷得叮当响，有时候断了粮，要靠邻居接济才能吃上饭，当地的官员想给他拨几亩良田，他笑着拒绝了，说“我这点力气，种自己的薄田够吃了，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朋友见他住的草庐漏雨，凑钱给他买了个小院子，他给院子取名叫“安乐窝”，每天早上起来烧炷香，坐下来读几页书，傍晚的时候喝两杯薄酒，兴致来了就写首诗，穷是穷，可日子过得比谁都快活。他在诗里写“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别人笑他穷酸，他却觉得自己心里装着天地万物，比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富足多了。

二、拒官不做隐于市，满朝文武皆为友

邵雍四十岁那年，名气已经传到了东京汴梁，宋仁宗下旨召他入朝做官，他托病不去；后来宋英宗、宋神宗接连下了好几次旨意，甚至许给他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的职位，他都一一推辞了。有人问他：“你有这么大的学问，为什么不去做官造福百姓呢？”邵雍笑着说：“现在朝堂上有欧阳修、包拯、司马光这些能人，把天下治理得好好的，我去了不过是多了个吃饭的官，还不如留在洛阳，把道理讲给更多人听，反而能帮到更多人。”

他虽然不做官，可和满朝文武的关系都好得很。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富弼这些反对变法的老臣都辞官隐居在洛阳，他们谁都不服，就服邵雍。司马光把邵雍当自己的兄长看待，专门给他买了宅子，有空就跑到安乐窝和他喝酒论道；富弼退休之后闭门谢客，唯独邵雍来了，他马上让人开正门迎接，拉着他的手能聊一整天；就连变法派的官员路过洛阳，也都要特意去拜访邵雍，听听他对时局的看法，不管政见有多对立，从邵雍家里出来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

有一次，司马光和邵雍聊天，说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这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邵雍笑着问他：“你说你从来没说过谎，那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说实话吗？”司马光说：“那当然。”邵雍又问：“要是你家里人得了重病，大夫说没救了，你也直接告诉他实情吗？”司马光愣了一下，想了半天才说：“那可能要斟酌一下。”邵雍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看，这就对了。真话不一定要直说，心怀善意的话，哪怕是善意的隐瞒，也不算说谎。做人不能太迂腐，要懂得变通，才不会伤人伤己。”司马光听了茅塞顿开，后来常对人说：“我和邵先生待一天，比读十年书都有用。”

还有一次，有个官员从南方回来，给邵雍带了块上好的砚台，说“这砚台磨出来的墨，冬天都不结冰”，想送给邵雍。邵雍接过来把玩了一会儿，又还给了他，说：“我一天最多磨半锭墨，就算冬天结冰了，拿火烤烤就化了，这么好的砚台给我用太浪费了，你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那官员以为他嫌礼物轻，有点不高兴，邵雍笑着说：“不是我嫌不好，是我用不上的东西，再好对我来说也没用。你要是真想给我带礼物，下次从南方带点新摘的荔枝来，我爱吃那个。”一句话就把官员逗乐了，后来每次有人去南方，都特意给邵雍带点新鲜的水果，邵雍也不推辞，收下了就分给邻居们一起吃。

他对谁都一样，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挑着担子的小贩，不管是学富五车的大儒还是不认字的老农，他都客客气气的，别人问他问题，他都认认真真地回答，从来不摆学者的架子。洛阳城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他出门散步的时候，孩子们跟着他跑，大人们看见他来了，都主动把家里的凳子搬出来给他坐，说“俺家先生来了，快坐快坐”。有时候邻里之间闹了矛盾，都不去找官府，反而跑到安乐窝找邵雍评理，邵雍三言两语就能把两边都说得心服口服，笑着握手言和。

他在洛阳住了三十多年，从来没和人红过脸，别人问他有什么处世的秘诀，他说：“我没什么秘诀，就是遇到事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不要总想着自己的好处。别人对我好，我记在心里；别人对我不好，我转头就忘了，自然就没矛盾了。”

三、观物知命通天地，算尽世事却不算命

邵雍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神乎其神的“算卦”本事。很多人都说他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能掐会算，和活神仙一样。其实他自己最反对的，就是拿阴阳术数去给人算命。

有一次，有个商人丢了一匹马，跑到邵雍家里求他算算马丢在哪了。邵雍问清楚他丢马的时间，掐指一算，说“你往东边去，看看有没有人牵着你的马，马的前腿应该受了点伤”。商人半信半疑地往东走，走了没几里地，果然看见自己的马被一个农夫牵着，前腿果然被树枝刮破了。商人回来之后到处说邵雍是活神仙，邵雍听了却皱着眉头说：“我哪是什么神仙，我是看你丢马的时候刮的是西风，马受了惊肯定顺着风往东跑，东边是山路，马跑的时候肯定会被树枝刮到腿，这都是常理，哪是什么算命？”

还有一次，他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一只喜鹊在树上叫，朋友说“你算算这喜鹊叫是为什么？”邵雍说：“很简单，今晚有个姑娘来借锄头。”朋友不信，晚上果然有个邻居家的姑娘来敲门，说要借锄头去地里种菜。朋友惊得不行，问他怎么算出来的，邵雍笑着说：“这算什么算？现在是春天，正是种菜的时候，刚才喜鹊叫的方向是西南方，西南方住的是张寡妇家，她家里没有壮劳力，肯定是要借农具。喜鹊白天叫大多是报喜，不是报丧，所以肯定是来借东西，不是来闹事的，这不就猜出来了？”

他总对弟子说：“你们学《周易》，不要学怎么算命，要学里面的道理。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有规律，春种秋收，夏暖冬寒，这都是定数。人这辈子也是一样，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你要是多做好事，不用算也会有好报；你要是总做坏事，算得再准也没用。”

有个当官的弟子快退休了，跑来问邵雍：“先生，你算算我退休之后能不能安享晚年？”邵雍说：“不用算，你当官的时候要是清廉爱民，退休之后肯定有百姓念你的好，自然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你要是贪赃枉法，就算现在没人查你，以后也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哪用得着我算？”那弟子听了羞愧得满脸通红，回去之后把自己这些年收的礼物都退了回去，后来果然平平安安活到了八十多岁。

邵雍自己一辈子都没给人算过命，他写了本《皇极经世书》，把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他生活的年代的历史，都用阴阳术数的规律推演了一遍，不是为了预知未来，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历史的兴衰是有规律的，人性的善恶是不会变的，只有多做对百姓有利的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还有一首流传了近千年的《梅花诗》，被后人解读成预言了从宋朝到现在的历史变迁，其实他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是预言，他只是把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写在诗里，告诉人们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罢了。

他常说：“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真正的聪明人，不会去算未来会发生什么，只会做好当下该做的事。你把当下的每件事都做好了，未来自然不会差。”

四、安乐哲学传千年，把日子过成诗

邵雍这辈子，没当过官，没发过财，可他活得比谁都通透，比谁都快乐。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安乐先生”，说自己的“乐”，不是升官发财的乐，是心安理得的乐。

他每天的日子简单得很：早上起来先静坐一会儿，想想今天该做什么；中午吃完饭喝两杯酒，微醺就好，从来不多喝；傍晚的时候出门散散步，看看洛阳城的风景，遇到熟人就聊几句，遇到有意思的事就写首诗。他写的诗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都是大白话，却满是生活的智慧。他写春天：“二月春光正摇荡，无情花柳自芳菲。我亦无声歌复笑，闲同万物醉春晖”；他写冬天：“冬来暖处即安眠，足任柔行手任便。满酌美酒闲笑傲，荣枯事过都成梦”。

他的快乐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有一年洛阳闹灾，粮食价格涨了三倍，他家里也快断粮了，朋友给他送米送面，他收下了，转头就分给了更穷的邻居。有人笑他傻，说“你自己都快吃不饱了，还管别人？”他说：“我一顿吃一碗饭就够了，多的米放着也是坏了，分给别人吃，大家都能活下来，等灾年过去了，大家都会记得你的好，这不是比把米存起来更有用吗？”果然，第二年丰收了，那些受过他接济的邻居，都主动给他送新米来，他家里的粮食反而比灾年之前还多。

他对生死也看得特别开。六十七岁那年冬天，他得了重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朋友天天来看他，大家围着他的床哭，他反而笑着说：“你们哭什么呀，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我这一辈子吃得饱穿得暖，有这么多朋友，看过这么多风景，已经赚大了。”他不让儿子给他办隆重的丧事，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喜欢简单，死了也不要铺张浪费，一口薄棺，埋在苏门山下我父亲旁边就行，不要陪葬品，不要立碑，大家要是记得我，多读读我写的书就好。”

他临死前还和儿子开玩笑，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也不要埋得太浅，太深了怕被野兽刨出来，太浅了怕被人挖走，就埋七尺深正好。下葬的时候，一定要找个挑粪的人来看我入殓。”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他说：“挑粪的人心地实在，不会贪我棺材里的东西，也不会随便动我的尸体，找他来我放心。”

邵雍死了之后，朝廷追赠他为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所以后世也叫他邵康节。他留下的《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他的“安乐哲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很多人觉得，邵雍这样的人太消极了，有学问却不做官，不为民请命，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可你仔细想想，在那个变法派和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的年代，多少名臣贤士卷进党争里，被贬官、流放，甚至丢了性命。邵雍不是不想为百姓做事，他只是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不站队，不结党，用自己的学问去影响每一个来找他的人，告诉官员要爱民如子，告诉百姓要安分守己，告诉读书人要修身养性。他用自己的一辈子，给所有人做了个榜样：原来人不用功名利禄，也能活得这么有价值，这么通透自在。

## 五、千年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邵雍

现在的人，活得都太累了。学生要比成绩，上班族要比业绩，做生意的要比赚多少钱，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要比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我们总想着要赚更多的钱，要当更大的官，要住更大的房子，要开更好的车，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成功，才算没白活一辈子。

可你看看邵雍，他住的房子是朋友凑钱买的，穿的衣服洗得发白，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喝的是几块钱一斤的粗酒，可他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快乐。他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想要的少。他说“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而自己的能力又配不上自己的欲望，所以就痛苦。”

读邵雍的书，你会慢慢明白，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功成名就这一条路可以走。你可以选择在官场上大展宏图，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小日子里安居乐业；你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也可以安安稳稳过普通人的生活，只要你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怎么活都是对的。

他告诉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不要总怨天尤人，要多想想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逃避，要学会面对，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要总拿自己和别人比，你有你的好处，别人有别人的难处，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

你看他写的《心安吟》：“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谁谓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谁谓一室小，宽如天地间。”现在的人总说压力大，总说焦虑，其实大多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你要是能把心放平，把欲望降低，吃粗茶淡饭也能吃出香甜，住几十平米的小房子也能住得舒坦。

去年秋天我去洛阳，特意去了邵雍的安乐窝遗址，那里现在改成了个小公园，院子里还种着他当年喜欢的竹子，晨练的老人在院子里打太极，孩子们在旁边跑来跑去，阳光洒在地上，暖洋洋的。站在邵雍的雕像前，风一吹过，竹子沙沙作响，我好像听见他笑着说：“日子啊，怎么舒服怎么过，别和自己过不去。”

是啊，我们这一辈子，满打满算也就三万多天，何必总逼着自己去追那些追不到的东西呢？学学邵雍，把心放宽一点，把欲望放低一点，对别人好一点，对自己宽容一点，你会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原来日子真的可以过得像诗一样。

就像邵雍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只要你心里无事，身边有人，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不管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你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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