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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烟顺手牵狗 民警4小时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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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警方：把“身边教训”写进“反诈日报”

清晨的通勤路上,许多宣威市民打开手机,会习惯性点开“宣威警方”微信公众号,先看一眼那期置顶的“反诈日报”。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无抵押、秒放款”“扫码免费领名牌手机”——谁又上了这些广告话术的当?被骗了多少?骗子的手法又有哪些新变种?在这座县城,一份特殊的“日报”,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电信网络诈骗离我很远”的认知。

这份“日报”不写时政要闻,不报天气路况,只讲一件事——宣威谁又被骗了,被骗了多少,怎么被骗的。当“别人的遭遇”变成熟人的血泪教训,警惕心便在这一条条推送中被一次次拉满。

“反诈日报”民警正在编辑审核内容

“反诈日报”缘起

“如果只听通报看数据,老百姓可能觉得离自己很远。但看到同村、同街道的人是怎么上当、怎么被骗的,触动就完全不一样了。”宣威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邱光平的一句话,道出了“反诈日报”的缘起。

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民警发现一个突出问题: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迭代极快,而传统反诈宣传方式的效果正在递减。发传单,很多人接过来看都不看就扔了;挂横幅,开车骑车的人不会细看;进社区搞讲座,来的大多是老年人——可一些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恰恰是大量使用手机的年轻人。“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跟不上骗子的更新速度。”邱光平坦言。

于是,警方把目光投向手机屏幕。微信公众号推送能够实现精准触达、快速响应;把发布节奏定为“日报”而非“周报”或不定时推送,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形成稳定的发布节奏,才能在用户心中建立阅读预期,进而养成阅读习惯。

这份“指尖上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普法。

通报“身边案”效果好

记者梳理已发布的280多期内容发现,“反诈日报”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回避本地案例,不掩饰受害人的疏忽。其中既有刷单返利、虚假贷款、冒充“公检法”人员等常见骗局,也有“免费领礼品”类钓鱼链接、虚假投资平台等新型手法。

“反诈日报”每一个案例都标注有发生区域、骗术流程,以及受害人的受骗关键环节。

“把本地案例公开,详尽披露案情,会不会有负面影响?”面对记者的疑问,一名参与编辑工作的民警回答得干脆:“把真相告诉群众,比维护所谓的面子重要得多。关键是老百姓能不能得到警示。”

事实证明,这种敢于坦诚通报案情的做法,赢得了市民信任。“以前看到警方的反诈提醒,总觉得是群发消息,跟自己关系不大。现在看到日报里写的案例就发生在隔壁小区,我才真正开始警惕。”市民秦先生说。

秦先生的感受并非个例。

后台数据显示,“反诈日报”的读者留存率远高于一般信息推送,不少市民还会主动转发到朋友圈,附上“大家注意,这种新骗术来了”等留言。

这样的转发,既是提醒,也是保护——法治宣传从单向灌输,变成了群众之间的自发接力。

“对号入座”式警醒

“反诈日报”的作用,不只是让人“看到”,更在于让人“记住”。

记者注意到,每期“反诈日报”的警方提醒,最终都会落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上: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但这“三不”并非空洞口号,而是把当天案例进行详细的“套路拆解”——骗子是如何引诱受害人轻信的,是在哪一步让受害人转账的,受害人是如何泄露验证码的。

每一个提醒,都有案例作注脚。

“当哈尔滨的诈骗案例变成隔壁街道王女士的遭遇,当抽象的投资骗局变成有聊天截图、有转账记录的完整故事,群众的防范意识便在阅读中被悄然唤醒。”邱光平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老百姓成为反诈专家,而是让他们在遇到类似情景时,脑子里能‘咯噔’一下,想起日报里讲过类似的骗局,这就够了。”

采访中,邱光平分享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身边一位朋友在看到“反诈日报”后向他反馈,自己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投资理财骗局——被拉入所谓“内部投资群”,前期小有收益后逐步加大投入。若不是在“反诈日报”里看到对诈骗套路的完整剖析,他差点就把积蓄投了进去。

正是这种“对号入座”式的震撼,让他及时抽身止损。

让“每日一警”精准触达

“反诈日报”运行至今,已不仅仅是每日一篇推文,而是一个正在被持续运营的反诈品牌。

宣威市公安局政工室李警官向记者介绍了接下来的打算:一方面,在内容上进一步细分受众,针对学生、务工人员、个体商户等不同群体发布定向提醒;另一方面,探索将线上案例转化为线下社区宣讲素材,通过“线上日报+线下网格”的融合联动,确保反诈宣传精准触达“最后一公里”。

“电信网络诈骗一日不绝,反诈宣传就一日不能停。”李警官说,“我们做‘反诈日报’,说到底就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让老百姓辛苦挣来的钱,不要轻易落到骗子口袋里。”

记者手记

一份手机端的“反诈日报”,折射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预防为主”的逻辑。在技术对抗之外,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持续不断的“指尖提醒”构筑群众心中的“反诈防火墙”,这或许正是“反诈日报”带给我们的深层启示。

法律保护有边界,当反诈宣传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当群众防范意识从“要我防”变成“我要防”,这道以法治为底色、以群众为主体的防线,才能真正筑进百姓心里。

采访最后,警方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反诈日报,每日一警。面对陌生电话和陌生链接,请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核实。（记者 甘仕恩 通讯员 李川 刘宁 陈磊）

曲靖宣威羊场镇：车间拓岗位 基地促增收

今年以来，云南曲靖宣威市羊场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一手抓帮扶车间提质增效，一手抓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企业带动、群众参与、集体增收”的产业振兴新路径，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就业帮扶车间是羊场镇重点培育的群众就近就业平台。在帮扶车间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国家及地方就业帮扶政策，积极申报并获批稳岗补贴，有效缓解用工成本压力，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受益”双赢。

“我在帮扶车间上班，一个月可以挣5400元，足够支撑家庭开支。等我退休以后，每个月还可以领养老金，心里一点儿也不慌了。”鸡场村村民顾正升说。

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执行统一的薪酬管理制度，帮扶车间员工人均月工资达5470元，年收入超6.5万元。同时，公司全面落实劳动保障制度，劳动合同签订与“五险一金”缴纳实现全覆盖。目前，帮扶车间已累计吸纳宣威市户籍脱贫户、监测户劳动力42人，占公司总用工数的5.6%。2025年12月，车间首位员工顺利退休并领取养老金。

在助推企业帮扶车间提质增效的同时，羊场镇坚持向土地要效益，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在兔场村、镇兴村流转土地，种植羽衣甘蓝、黄瓜1200亩，实现企业发展、群众增收、集体壮大多方共赢。

兔场村村民代艳群说：“我要带孩子，没办法去外地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不仅可以照管孩子和老人，还获得了一份稳定收入。”

此外，羊场镇围绕云南省级C类化工园区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抽水蓄能、屋顶分布式光伏等重点项目建设，在项目审批、用地保障等方面提供全周期服务，为“家门口的产业”做大做强创造良好环境，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据羊场镇党委委员代灵知介绍，通过建设帮扶车间、打造蔬菜种植基地，村集体摆脱了“无钱办事”的困境，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得租金、拿分红，党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赵雄飞 念润）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 千里回旋　转战乌蒙：红军长征中“了不起的奇迹”

作者 陈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人的率领下，巧妙利用乌蒙山区复杂的地形与敌人展开周旋。红二、红六军团不仅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还化被动为主动，进行机动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场精彩的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优秀的军事指挥范例，被毛泽东誉为“了不起的奇迹”。

挺进乌蒙　绝处逢生

中央红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相继长征后，红二、红六军团成为南方的主力红军。1935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依托湘鄂川黔苏区，配合中央红军完成湘西攻势后，转入休整建设，建立起以任弼时、贺龙等人为主的领导集体，全军斗志旺盛。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的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域造成了强大威慑，引发了敌人的疯狂反扑。蒋介石于同年2月、9月接连纠集兵力发动围剿。红军被压缩至东西150公里、南北50公里的狭小地域。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11月4日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红二、红六军团在长江以南已经成为孤军，只有突围远征，实行战略转移，方能从根本上摆脱敌人。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令突围，开始长征。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进入湘中后声东击西，转战黔东。1936年1月，军委分会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西进，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根据地。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巧渡乌江，攻占大定、毕节，成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吸收红军战士5000余人。考虑到当地经济基础薄弱，难以长期开展革命，27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毕节，继续战略转移。红军原计划沿毕威大道西进，伺机转向安顺。然而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总指挥，调集六个纵队追堵，企图在毕威大道以北围歼红军。3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赫章野马川召开会议，果断改变路线，决定西进威宁以东的妈姑，然后向南进入滇东北盘江之间。红军加速西进之际，敌人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紧追不舍，孙渡与李觉、郭汝栋纵队分别堵住红军西进与南下的通道，敌人三面合围之势已然形成。1936年3月4日，军团总指挥部反复研判，决定利用乌蒙山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以“打圈子”战术摆脱追敌，向云南奎香、彝良方向转进。

乌蒙磅礴　运动歼敌

乌蒙山海拔2300余米，方圆数千里，人烟稀少，气候严寒多变。红二、红六军团将士顶着寒风雨雪，踏着泥泞山道，挺进乌蒙山。红军将士凭借着机智与勇气，在迂回行军中打赢了以则河、得章坝、来宾铺等战役，重创敌军，摆脱了包围圈。

红军突然的北转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云南军阀龙云急调孙渡纵队赴昭通堵截，并向顾祝同求援。四川军阀则严防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顾祝同断定红军将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急令万、樊、郝三支纵队转向西北追击，并调川军南出牛街堵截。樊嵩甫纵队步步紧逼，直接威胁红军转移主力。3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让主力突然南返，杀出一记“回马枪”。红二军团第四师与红六军团第十六、第十七师从奎香折返，连夜兼程50余里，在以则河、法冲一线山地设伏。红五师则奔赴恒底，展开游击，钳制敌军第七十九师。8日清晨，浓雾弥漫，樊嵩甫纵队先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包抄猛攻，敌军慌忙抵抗，死伤过半。残敌从包围圈缺口逃窜，与其增援部队相遇，双方在浓雾中对射良久，方知是“自己人”。经过12小时激战，红军毙伤俘敌约6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痛歼敌军两个先头连，重挫樊嵩甫部，使其不敢轻进。红军随即返回奎香，挥师镇雄。待敌人大部队赶到时，红军早已无踪。

红军沿山路向东南绕行，打算在镇雄以南跳出包围，再经杨家湾赴安顺。顾祝同判定红军“溃不成军、走投无路”，急令各纵队向镇雄推进，切断红军去路。3月11日，红军从俘虏口中获悉万耀煌亲率第十三师由赫章经得章坝前往镇雄。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命令红四、红五、红六师火速设伏。12日，红军冒着细雨，分三路轻装前进，设下伏兵。待万耀煌踏入陷阱，红军轻重火力齐发。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在桃园、得章坝两处被红军分割包围，首尾不能相顾，万耀煌狼狈奔逃。据当时《云南民国日报》记载，红军集中重机枪五百余挺向万纵队压迫，“火力之猛，为追剿以来各次之冠”。待郝梦龄纵队增援后，敌军才“反危为安”，但辎重弹药已被红军缴获约三百挑。此战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为红军最终突围奠定基础。但因敌人回援迅速，红军未能全歼敌部，仍被围困于镇雄、赫章方圆15公里内的狭小区域。

此时敌人步步紧逼，红二、红六军团陷入长征以来最险恶处境。生死存亡之际，贺龙、任弼时等人冷静分析，认为敌军各纵队彼此不和、难以形成有效联动，乌蒙山险峻的山势更有利于习惯机动作战的红军。贺龙强调“只要大踏步前进，就能甩开敌人”。3月14日，红军依照贺龙“谨慎行军、秘密突围”的指令，在阵前布置草人，在树丛中遍插红旗，布下“空城计”。随后熄灯噤声，马蹄裹上布匹，昼夜兼程，从樊嵩甫与郭汝栋纵队结合部穿插而出。又突然西进，行至敌人纵队外侧。16日，红军再入奎香。两天后，敌军才如梦初醒。顾祝同急忙调兵，蒋介石也判断红军将北渡金沙江，下令沿江严加戒备。然而红军再次出敌不意，乘虚兼程南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防线，改向东南直趋滇东。待敌人匆忙赴援，红军又突然折返贵州。3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经贵州赫章转出乌蒙山腹地，向盘江地区前进。

1936年3月22日，红二、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宣威县城以北来宾铺地区。郭汝栋纵队、孙渡纵队紧追不舍，滇军刘正富旅和两个保安团赶赴宣威县城，试图对红军实施前后夹击。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宣威城外20多里处的虎头山一带高地。军团领导同志决定主动出击、诱敌深入。根据部署，红军侦察分队连夜前往宣威县城，与刘正富旅巡逻队遭遇，交火后红军侦察分队撤离。刘正富果然中计，带领宣威城中敌军向来宾铺扑来。23日早晨，刘正富试图虎头山一带高地，红军主动放弃虎头山，将刘正富部引向堰塘一带的开阔地带。在此设伏的红十七师迅速出击，歼灭敌军两个连，俘敌100余人。敌军回撤虎头山途中再次遭遇红军两翼夹击，损失惨重。红军一鼓作气突破敌军机枪阵，拿下虎头山，歼敌近500人。郭汝栋纵队、孙渡纵队加入了对红军的围剿，红军与敌军激烈交战，形成对峙。傍晚，红军为保存力量，主动后撤。28日，红二、红六军团南进至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经典战例　长征奇迹

至此，乌蒙山回旋战宣告胜利结束。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红军高超的机动战术与指挥艺术。红二、红六军团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以“打圈子”调动敌人，以伏击战消耗敌人，以秘密穿插摆脱敌人，最终化险为夷，创造了长征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这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组编成红军第二方面军，10月与红军主力胜利会师陕北。1936年11月，毛泽东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毛泽东盛赞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责任编辑 符开红 浦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