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杨振宁的本色

【编者按】

2026年10月18日，是物理学家杨振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知名出版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因书与杨振宁先生结缘，保持了20余年的联系，往来通信数百通，并主持出版了杨振宁的《晨曦集》《曙光集》等多种著作。近日，他出版了《本色杨振宁：我所知道的故事》一书，本文为该书前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2019年9月9日，中国科学院与德国国立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双边研讨会在北京开幕，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做主旨报告。视觉中国 图

当我把近十年来所写有关杨振宁先生的文章辑录在一起时，首先想到的书名是《我眼中的杨振宁先生》。这个题目我自认为是贴切的，因为书里面收录的文章，都是以我通过与杨先生直接联系、亲身观察，以及我对杨先生经历的了解为基础写成的，带着我的个人角度和个性思考。但是出版社的编辑看了，说是让我再想想，显然是对书名不满意。于是我为此费了不少心思。前两天，忽然想到了《本色杨振宁：我所知道的故事》这个书名，觉得似乎更准确了一些。

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在文坛上曾受到不少好评。文中写的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领导韦君宜先生，以《本色韦君宜》为题。为什么这样写？那是因为韦君宜曾被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些晚辈下属误解，大家只是根据她作为出版社领导时说些不得不说的话，做些不得不做的事，就对她抱有一些成见，而对她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和勇于反思的精神境界并不了解。我的文章，力图真实地展现她的性格和人格，故而使用了“本色”二字。由此想来，我以为杨先生虽然和韦君宜不同，他从没有因为说违心的话被人误解，他是一向说真话、做实事的，但是，他说真话、做实事之后，在舆论界遭受的质疑乃至误解，也不可谓不多。今天，杨先生已经远离我们，但是围绕他的话题，仍然颇多争议。现实中的读者需要准确地认知真实的杨先生，需要通过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和对科学、对社会、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来窥探他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获知他的“本色”。

这一切，当然需要有人客观公正地写出来。我觉得，自己这十来年写下的这一组文字，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谈到杨先生的性格本色，我认为最重要的特点，是他的真诚和坦率。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唯有真诚，他才可以如此坦率，唯有坦率，才特别突显他的真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这个特点。杨先生的好友兼多年同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对此极表赞成，说杨先生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意味着他在一切环境下，坚持说真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观点不见容于多数人，他仍然可以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对中国引进和发展大型加速器，40年来一直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他更讲求实事求是。他早在1980年就做出过一个预言：“盛宴已经结束”，意谓高能物理的研究和发展从这时开始，进入了高成本、低效率的时代。必须依靠大型加速器不断增加的高投入、大预算完成的试验，与所获得的寥寥研究成果相比将极不相称。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评估，很不合算。

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其他科技领域，以求事半功倍的科研成就。他这是在为国家算大账，也算细账，正是拳拳赤子之心的显现。但是，因为坦率地说出这些真话，他遭到了很多误解，其中包括一些和他关系密切的科学家，但他全不在意。

另外一个例子，是直言坦陈，他1964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件事，他父亲“心底里的一角”一直没有原谅他。他公开说出这个隐私，自然会成为一些网民批评他的由头，动不动又把他和钱学森、邓稼先等做比较，好像这就是他不爱国的表现。但他并不在意这种“引火烧身”，因为他问心无愧。在他看来，爱国是自己内心的情感，自己的行为已经说明一切，与入不入美籍是无关的。其实他在美国50多年，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祖国。为什么1971年他可以冲破封锁，绕道法国取得签证回国探亲和观光，成为旅美科学家回国的第一人？为什么他回美后就可以成为促进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什么他晚年想要超越人生极限，目的就是使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世界一流？为什么他可以在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这一切，说明他初心未改。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想必那些质疑他的爱国心的网民们，看到他重入中国国籍时，应该是无话可说了。

这只是两个例子。其实他在事业上、在生活中，从来都是讲真话的。我在本书中的文章提到过不少。他给我的信中，曾讲过：“我憎恨虚伪。”所以他说真话，可以敞开胸襟放言，而不计利害。有人因为他说了真话而质疑他乃至污名化他，哪怕是科学界有很高地位的人也如此说，他都不在乎，不回应。我以为，这中间有两个原因。一是性格本色使然，二是他的精神境界超越常人。现实中，很多人不敢说真话，或者欲说还休，根本原因是畏惧人言。自己说了真话，得罪他人，会牵涉自己未来的荣辱、毁誉和得失，于是少说为佳。但杨振宁不同，他早已是人类科学史上有定评、有公论的人，所谓可畏的人言，对他只是耳旁风。舆论的风浪，对他毫发无损。因而他可以永远坚持自己真诚和坦率的本色。

杨先生第二个本色，我以为是他清醒的理性思维和高度的人生智慧。他作为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我没有资格评价他的治学风格和本色，但他的好友、杰出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说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这个评语已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他的确属于那种在科学探索中既敢于突破陈规、提出革命性思想，又始终保持理性、尊重传统、力求避免极端的人。

这种理性思维的习惯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他的人生观。我以为，杨先生作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在事业上极为成功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正是这种理性之光照耀下的人生智慧选择的结果。众所周知，人的成功，当然与天赋、勤奋关系密切，但是人生选择更为重要。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漫长，好比马拉松，但是决定成败的常常只有关键几步。如何秉持理性、富有智慧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环境下做好正确的事情，这不是运气，而是自我选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珊和苗千，写了一本书题为《天才杨振宁——创造力与平衡感》，强调杨先生的成功，得益于天才的创造力，也得益于他的“平衡感”。这意味着，他一直在理智中正确地把握着实现人生价值（当然也就是对人类和中国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机遇。他极善于自我评估，洞悉自己的特长和短板，深知自己的优势在理论物理学方面，而弱于实验物理学以及各种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所以，当中国国内客观上不具备发展理论物理学的环境时，他选择借助美国的条件，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而一旦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影响力为中国做贡献时，他便义不容辞地促进中美合作，选择与邓稼先“千里共同途”，身体力行，助力中国科技的发展，一直到回清华大学定居，把该校的高等研究院物理系推向世界领先的地位。这种审时度势，这种对于人生前途和命运的掌控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度人生智慧的反映。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相比，他所达到的科学境界和他所获得的人生圆满，都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

再者，杨振宁是天才，但他同时也是普通人，他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正常情感和生活，不像有些科学家、艺术家是以失去正常人生的某些乐趣为代价，才实现了自己的天才创造。这些天才因为标新立异，总是特立独行，常有一些怪癖，例如梵·高、卡夫卡，都可以称之为怪才。又如陈景润，如果不是因为痴迷于数学以致连谈恋爱都忘记了，他也不可能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

天才往往是孤独者，其性格往往是有缺陷的。但杨先生从来不孤独，他是正常人中的天才。他对家庭、对爱人和子女，对朋友和同事，永远是随和的，可亲的，可以和谐相处的。甚至，人们很少看到他急躁、发脾气。他极善于平衡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就拿晚年他不顾舆论的压力与翁帆结合来说，这也是一种高度智慧的选择，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翁帆，从此他本人事业迎来第二春，翁帆也在他的引领下走上专业道路。这不像人们理解的那样简单，在我看来，翁帆并不仅仅可以照顾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杨先生与翁帆在一起，他可以保持年轻的心态和人生的幸福感、愉悦感，以至于在人生最后的二十年里，他可以像年轻人一样思维敏捷，创造力不减当年，接连写出3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创造人生奇迹。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曾说，如果没有翁帆，杨先生的晚年绝对不可能这样超越人生的极限。

在我看来，杨先生性格的第三个本色，是他在高智商之外还富有高情商。这对于天才人物来说尤难做到。

何以证明？我以为从杨先生特别善于与人合作，而且对合作伙伴十分谦让和包容这一点便能充分体现。他一向认为，与合作者讨论问题，可以互相激发灵感，这有利于扩大学术创新成果。因为他研究领域广泛，思想活跃，常能融会贯通，所以总会有新创见，成为某项研究的首倡者。而他又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别人分享，当讨论有新的收获时，他便愿意与人合作撰写论文，联名发表。他不喜欢关起门来独立研究。举例来说，在写作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文（关于“规范场”理论）时，他只是和同办公室里一位名叫罗伯特·米尔斯的年轻物理学博士讲了自己已经大致形成的创见，然后邀请对方和自己一起进行计算和论证，继而与之联名写出了“杨-米尔斯定理”，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20世纪物理学的里程碑。米尔斯自己也乐于承认，这篇论文，就是杨先生带领他写作的。1990年美国的《当代物理学史研究》杂志曾发表米尔斯的回忆文章，题为《杨振宁：伟大的物理学家和伟大的朋友》，文中米尔斯盛赞杨振宁在合作中给予他的帮助和指导。

其实在很多论文合作中，人们常能看到杨先生是慷慨大方的。在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2020年再版）》中有一个杨振宁“科学论文和相关著作”的目录，收录了他大半生写作的大约400篇著作的题目，其中1982年以前的早期论文大约占一半，这时期的论文代表着他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但就是这些论文，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杨先生与其他学者合作的。这使人感觉到合作研究，对杨先生来说是一种习惯，一种常态。但合作就有个署名次序问题，对此他非常低调，总是把自己名字署在后面。有人说，物理学界发表论文有一个惯例，就是按照姓氏的英文首字母排序，杨振宁姓氏的开头字母是Y，所以总是要往后排。此事我专门请教过物理学专家，答复说如果是多人合作，又分不出贡献的主次，当然要以姓氏字母为序，但是两人合作，不存在这种惯例，那是需要看谁的贡献大来决定次序的。我们很难相信，像杨振宁这样极具创新能力的物理学家，他的大量论文都是别人带领他写作的。但是至少几十篇论文，他把别人的名字署在前面，这不是他的高情商、富于合作的精神所显示的高风亮节，又是什么呢？

当然，因为按照作者姓氏英文首字母排序并非惯例，所以杨振宁的论文署名，也并不是总在合作者之后。像刚才提到的“杨-米尔斯定理”和他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科学发现“杨-巴克斯特方程”（后者是被俄罗斯科学院法捷耶夫院士命名的），如果要以所谓“惯例”排序，杨也应该往后排，但是这两个重要定理，杨的名字都前面，足以说明杨的贡献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提到，《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2020年再版）》中选入了18篇杨李合作的文章，署名“杨和李”的只有一篇，署名“李和杨”的有17篇，其实这只是选集收录的论文统计，如果看书后的文章总目录，在1952-1962这11年间，杨李参与多人合作的论文不计，只是杨李两人共同撰写的文章共28篇，其中李政道先生署名在前面的是27篇！杨先生曾说，他从不计较论文排名次序，愿意像兄长一样支持李政道，希望他在事业上发展，这大概就是明证了吧。

以上是我经过对杨振宁先生的多年观察，对他的“本色”得出的几点印象，在此就教于方家和读者。我觉得，杨振宁是天才，他的创造才能，也许是我们无法效仿的。但是他的成长之路，他的人生选择，以及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智慧，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学习和借鉴的。

《本色杨振宁：我所知道的故事》，李昕/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6年9月版

来源：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