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8人考察团临行前彻夜难眠，感悟：所见不是差距，是人心

我认识一个做外贸的老哥，姓周，在绥芬河那边做了二十多年对俄生意。去年秋天，他接待了一个俄罗斯考察团，八个人，有做木材的，有开农场的，还有个在远东那边搞物流的小老板。带队的叫安德烈，五十来岁，壮得像头熊，胳膊上全是毛，说话嗡嗡的，像嗓子眼里装了个低音炮。

老周说，这帮人刚到那天，还挺正常。吃饭喝酒，聊生意，问价格，看货，跟以前来的那些俄罗斯客商没啥两样。可到了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晚饭是在老周朋友的农家乐吃的。铁锅炖大鹅，贴饼子，几个凉菜，酒是当地的粮食酒。安德烈他们吃得挺高兴，酒也喝了不少。吃到后半程，安德烈忽然不说话了，端着酒杯在那愣神。旁边一个叫谢尔盖的翻译凑过去问咋了，安德烈摆了摆手，说没事。

可那天晚上回酒店之后，老周接到谢尔盖的电话。谢尔盖说：“周，你能不能来一趟？安德烈他们都不睡，在房间里坐着呢。”

老周看了看表，十一点多了。他问咋了，谢尔盖说：“你来就知道了。”

老周到酒店的时候，安德烈那间房门开着。屋里坐了五个人，有的坐床上，有的坐地上，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安德烈看见老周，招手让他坐。谢尔盖在旁边翻译。

安德烈说：“周，我们今天去了那个村子。”

老周知道他说的是哪。白天他们去了绥芬河下面一个叫阜宁的小镇，看了几家农户。那边有种木耳的，有大棚种菜的，还有一家养鹅的。安德烈他们挨家挨户转了一圈，问了问产量，拍了些照片。

老周说：“咋了？有啥问题？”

安德烈摇了摇头，说：“不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停了停，组织了一下语言。谢尔盖翻译得有点磕巴，老周连猜带蒙，大概听明白了。

安德烈说，他们今天去的那家种木耳的农户，姓刘，五十多岁，一条腿有点瘸，走路一拐一拐的。他家院子里搭了三个大棚，棚里挂满了木耳菌棒。安德烈进去看的时候，老刘正蹲在地上翻菌棒，看见他们来了，站起来拍拍手，笑着打招呼。

安德烈问他一年的收成，老刘说还行，去掉成本能剩个七八万。安德烈又问，那你雇了几个人？老刘笑了，说就我和我老伴，忙不过来的时候儿子回来搭把手。安德烈有点意外，说七八万的生意，就你们两口子干？

老刘说，这算啥，村里老赵家种大棚蔬菜，一年挣十几万，也是两口子加一个儿子，没雇人。

安德烈说，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心里翻腾了一下。他在远东有个农场，雇了二十多个人，一年到头忙活，利润也就那样。人工成本高，机械贵，地广人稀，干啥都得靠人堆。可老刘两口子，加一个偶尔回来的儿子，把七八万挣了。

后来他们又去了养鹅那家。女主人四十来岁，一个人在家，老公出去送鹅了。院子里养了三百来只鹅，还有十几只鸡。安德烈问她，你一个人管这么多鹅？女主人说，习惯了，早上起来喂一遍，中午喂一遍，晚上再喂一遍，中间该干啥干啥。鹅又不闹人，比带孩子省心。

安德烈问她一年能挣多少，她说没细算，大概五六万吧。安德烈说，那你老公送鹅，你养鹅，家里还有地吗？她说有啊，后院种了点菜，自己吃，吃不完的拿去集上卖。

安德烈听完，没再问。他站在院子边上，看着那群鹅在泥地里扑腾，忽然想起自己农场里那些工人，想起每个月发工资时的心疼，想起银行贷款的利息，想起冬天供暖烧掉的柴油钱。

晚上回到酒店，他把这几家的事跟同屋的谢尔盖说了。谢尔盖又跟其他人说了。然后八个人都不睡了，凑到安德烈房间里，你一句我一句，聊到后半夜。

老周问安德烈：“你们聊啥了？”

安德烈掐灭烟头，说：“我们在聊，差距到底在哪。”

他说，来之前，他以为中国农村跟俄罗斯农村差不多，甚至觉得中国农村可能更苦。可来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边的农民，两口子加一个院子，一年能挣出他们那边雇二十个人挣的钱。这边的人不觉得苦，该吃吃该喝喝，院子里种菜，圈里养鹅，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不是技术差距，”安德烈说，“也不是资金差距。是……是心。”

谢尔盖翻译到这里，自己也愣了。他问安德烈：“啥意思？”

安德烈说，他今天在老刘家大棚里，看见一个细节。老刘翻菌棒的时候，有一根菌棒上的木耳长得不好，老刘拿起来看了看，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这茬没弄好”，然后把它放到一边，继续翻下一根。那语气里没有抱怨，没有着急，就是一种很平常的接受。好像在说，地里的东西，有长好的，有长不好的，正常。

“我们那边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会骂天骂地骂政府，骂完了一边喝酒一边发愁，”安德烈说，“可他们不。他们该干啥干啥。今天弄不好，明天接着弄。”

他停了一下，又说：“还有那个养鹅的女人。她一个人在家，老公出去送鹅。我问她累不累，她笑了一下，说‘累啥，有活干就行’。那个笑，我记到现在。”

老周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安德烈他们聊到凌晨三点。第二天走的时候，安德烈握着老周的手，说了句让他琢磨了很久的话。

安德烈说：“周，我这次来，本来是想看看你们这边有啥好做的生意。看了几天，生意没看明白，人看明白了。你们这边的人，把日子当日子过。我们那边的人，把日子当仗打。天天打仗，能不累吗？”

老周说，安德烈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半天。他做了二十多年对俄生意，见过各种各样的俄罗斯人，有财大气粗的，有斤斤计较的，有喝多了抱着他哭的，有签完合同就翻脸的。可安德烈那番话，让他头一回觉得，做生意做到最后，不是钱的事。

那天晚上，老周给我打电话，说：“你说他说的那个‘人心’，到底是个啥？”

我想了想，跟他说：“可能就是那种，不较劲的活法吧。日子嘛，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别得意，不好的时候别抱怨。该翻菌棒翻菌棒，该喂鹅喂鹅。把能干的干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老周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得轻巧。做买卖的人，哪个不较劲？”

我说：“那你想想安德烈说的那个养鹅的女人。她一个人三百只鹅，老公出去送鹅。她较劲不？她也较。但她较的是今天喂没喂，明天鹅长没长大。她不较那些够不着的。”

老周没说话，挂了电话。

后来我听说，安德烈今年春天又来了中国，这回没带考察团，自己一个人来的，在老刘家住了三天。老周问他干啥来了，他说：“我来学学，怎么过日子。”

老周跟我说这事的时候，笑得不行。可我听得出来，他笑里头，有点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