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上海保姆跟美国雇主同居15年，雇主病逝，女儿：父亲生前交代

我叫陈秀兰，今年五十二，上海人。二十七岁那年去的美国，在纽约一个姓霍华德的老头家里做保姆。那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说，兜里揣着两百美金，站在肯尼迪机场的出口，举着牌子等了快一个小时才看见有人来接。霍华德先生自己开的车，一辆旧沃尔沃，后座上堆着报纸和空咖啡杯。他帮我把箱子拎进后备箱，说了一句“Welcome to New York”，我一个字没听懂，只知道笑。

霍华德先生那年六十五，退休前在华尔街一家投行做高管，离了婚，一个女儿跟着前妻搬去了加州，十几年没怎么来往。他一个人住一栋三层小楼，房子大，人少，冷清得厉害。我每天打扫、做饭、洗衣服，他早上七点起来喝咖啡看报纸，晚上六点准时吃晚饭，吃完看会儿电视就上楼睡了。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可那个钟表里只有他一个人。

头两年我们俩说话不多。我的英文慢慢好起来了，能跟他聊几句简单的。他问我上海什么样，我说楼高人多，早上买豆浆油条要排队。他说纽约也排队，买热狗排队，去银行排队，连上厕所都得排队。他说这话的时候板着脸，可嘴角是往上翘的。后来我做饭的时候他会进厨房来转一圈，问我今天做什么，我说红烧肉，他说他吃过一次红烧肉，在唐人街，觉得太甜。我说我做的红烧肉不甜，上海人做红烧肉放冰糖，甜得正好。他半信半疑，等端上桌他尝了一块，没说话，又夹了一块。从那以后他每周都要吃一回红烧肉。

再后来他女儿从加州打过一次电话来，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硬，说了几句就挂了。挂完电话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我给他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他看了一眼说谢谢，然后问我“秀兰你有没有孩子”。我说有，一个女儿在上海，跟着她爸过。他说“你想她吗”。我说想。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我说回去挣不到钱。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别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了。第三年还是第四年，他摔了一跤，髋骨骨折，住了半个月的院。出院之后他腿脚不利索了，上楼梯得扶着栏杆慢慢挪。我跟他说你搬到一楼来住吧，楼上那间卧室爬着费劲。他想了想说行。一楼那间屋子原来是个书房，我收拾了两天，把书搬到了走廊上，把床铺好了，窗帘换了厚一点的，怕他早上被光晃醒。他搬下来的那天站在房间门口看了看，说了一句“你办事我放心”。就这一句，没有别的。可那句话我听了心里挺热的。

后来他就越来越离不开我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是“秀兰今天吃什么”，晚上睡觉前最后一句话是“秀兰明天叫我起来”。他女儿偶尔打电话来，他接完了会跟我说两句，说他女儿又换工作了，又搬家了，孩子又生病了。我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她，他说不去，她不想见我。

去年秋天他病了一场，住了院，医生说是心衰，没什么好办法了，就是慢慢耗着。他出院回家之后坐在客厅那把老沙发上，腿上搭着毯子，看着窗外的街发呆。有一回他忽然跟我说了一句：“秀兰，这些年谢谢你。”我说你谢我什么，你给我发工资的。他笑了，说“工资是工资，谢谢你跟工资没关系”。那天下午阳光照进客厅，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眯着眼看外面，说“纽约的秋天比上海好看”。我说“上海秋天也好看，梧桐树叶子落了，马路上铺一层黄的”。他说“那你回去看看”。我说我走了谁给你做饭。他没接话。

上个月他走了。半夜里走的，走得很安静，第二天早上我去叫他起床才发现人已经凉了。我站在床边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给他女儿打了电话。他女儿第三天到的，一进门就哭，哭完了看见我在收拾东西，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把霍华德先生的东西理一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她站在旁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我爸走之前给我打过电话，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他说他这十五年攒了一笔钱，大概有三十万美金，存在一张卡里，卡在你那儿。他说这钱是给你的。”

我手里攥着一条旧毛巾站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来。她接着说：“他还说这栋房子他留给我了，但是他说他想让你住到你自己想走为止。不着急，住多久都行。”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我，语气很平，不像在说一件让她高兴的事，也不像在说一件让她不高兴的事。

我后来在霍华德先生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找到了那张卡，用一个旧信封装着，信封上写着我名字的拼音，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写了好几遍才写对。信封里除了卡还有一张纸条，就一行字：“秀兰，回去看看你女儿。路费从这里出。”

我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了口袋里。他女儿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谢谢你照顾我爸这么多年”，我说不用谢，他对我挺好的。她说“我知道”。她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说。门关上之后我站在玄关处，看着鞋架上他那双旧皮鞋，还搁在那儿，鞋头朝着门口。我蹲下去把它摆正了，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面煮好了我坐在餐桌前吃，桌对面搁着一副空碗筷。我吃到一半站起来把那副碗筷收了，放进橱柜里。碗碰着碗沿响了一声，清清脆脆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