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谭震林、葛慧敏和项英之间，因为一纸婚姻材料，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那张纸并不长，却让项英放下了疑虑。葛慧敏在材料中写道：“我已经怀孕了。”这句话听起来直白，背后却牵连着战地婚姻、组织纪律，也牵连着一段并不轻松的感情经历。
葛慧敏原名田秉秀，1919年出生于安徽蒙城。她受过学校教育，后来学习护理。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先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进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并在革命队伍中接受锻炼。
她并不是因为谁的介绍，才走上这条道路。战地救护、宣传动员和部队工作，使她很快成长为一名有实际能力的干部。1939年，她被调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工作，与谭震林有了更多接触。
那时的谭震林，已经是部队中的重要指挥员。他早年曾与蒋秀仙结为夫妻，但蒋秀仙后来遭到错误处理并被秘密杀害，这件事给谭震林留下了很深的伤痛。
与葛慧敏初次接触时，谭震林发现她的外貌和气质，竟让自己想起了亡妻。相似的面容只是触动，真正让两人逐渐靠近的，还是共同的工作和战火中的相互了解。
邓子恢曾有意撮合两人，半开玩笑地对谭震林说：“老谭，不能总这么一个人过日子。”谭震林听进去了，却没有想到，追求葛慧敏并不顺利。
葛慧敏性格独立，对婚姻尤其谨慎。一次聚餐中，战友们突然起哄，说这是谭震林和葛慧敏的订婚酒，还让她向众人敬酒。她觉得自己被安排和戏弄，当场放下筷子离开。
这场误会没有立刻消除。后来，有人劝葛慧敏去看望谭震林，大家又故意离开，想让两人单独谈谈。结果场面更加尴尬，葛慧敏甚至从窗户跳了出去。
这件事说明，战地环境下的婚恋并不浪漫。周围人出于好意的撮合，若缺少当事人的同意，反而容易造成压力。谭震林后来专门向她道歉，葛慧敏也在相处中逐渐看清了他的为人。
她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有战功的指挥员，更是一个在危险面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军人。两人正式相恋后，依照当时的组织程序递交了结婚申请。1939年6月，经批准，两人在战地举行婚礼。
婚后不久，谭震林便投入繁昌一带的战斗。1939年11月，日军为扫荡皖南，向繁昌发动进攻。谭震林判断敌军装备占优，没有选择硬拼，而是采取机动作战和伏击手段，利用地形牵制敌人。
战斗最紧张时，日军炮火曾数次瞄准新四军指挥位置。葛慧敏后来回忆，谭震林靠滚地躲避炮弹，衣服几乎被撕破，鞋子也只剩下鞋口。她担心得厉害，他却只说：“打仗哪有不牺牲的。”
11月9日，日军一度突入繁昌城。按照谭震林的部署，城内主力已经转移，日军占据的只是一座空城，外围的新四军部队随即展开反击。
几天后，日军又向孙村、塘口坝等地推进。新四军以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军引入伏击地域。塘口坝一战，日军多次冲锋，双方一度展开近距离拼杀，新四军部队始终守住阵地。
11月20日，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分路进犯繁昌。面对兵力和装备上的差距，谭震林仍采取运动战，避开敌军锋芒，寻找局部反击机会。第四次繁昌战役因此成为皖南抗战中的一次重要胜利。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项英后来听到有人反映谭震林“强迫葛慧敏结婚”时，态度十分严肃。他找到谭震林询问，谭震林回答：“开始她确实不同意，后来结婚是自愿的。不信，可以问她。”
项英没有只听口头解释，要求葛慧敏写材料说明。葛慧敏很快作了答复，并写下“我已经怀孕了”。这句话既是对婚姻事实的说明，也让项英确认，这不是谭震林凭借职务强行决定的婚事。
多年以后，葛慧敏回忆那次被反锁在屋里的经过，仍然说明谭震林没有强迫她结婚，反而是他帮助自己从窗户离开。战友们的做法显然不够妥当，但婚姻本身经过了双方同意，也履行了组织手续。
1967年以后，谭震林受到冲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差。葛慧敏一直陪伴照料。她后来在桂林见到丈夫时，自己也因长期折磨而神情恍惚，甚至一时认不出谭震林。
1971年，毛泽东向邓子恢询问谭震林是否有被俘叛变等问题。确认没有此事后，相关方面开始推动为谭震林平反。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谭震林夫妇回北京治病，两人的身体状况才逐步好转。
葛慧敏陪着谭震林走过了战地婚礼、炮火硝烟，也陪他度过了后来最艰难的岁月。那张写着“我已经怀孕了”的材料，表面上是在回应项英的质疑，实际记录下的，是一段经组织批准、经战火检验，也经多年磨难保存下来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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