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23岁,她22岁,我们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把婚结了
1989年秋天,我二十三岁,阿琴二十二岁。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座不大的县城里。街道两边是灰砖房,路面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家家户户都认识,谁家闺女谈了对象,第二天整个巷子都能知道。
我在机械厂当钳工,每个月工资六十七块五。阿琴在供销社上班,负责记账。我们谈了两年恋爱,彼此家里都知道,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同意我们结婚。
不是因为我不好。
只是她父母觉得,我家里穷,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家里连一间像样的正房都没有。阿琴的母亲说过:“结婚不是两个人看对眼就行,日子要过得下去。”
她父亲没说得那么直,只问过我一句:“你能不能保证我女儿不跟着你吃苦?”
我当时没敢回答。
因为我知道,保证不了。
可阿琴还是跟我在一起。她说,吃苦不怕,怕的是两个人明明相爱,却被一句“以后再说”拖成了陌生人。
真正让我们下定决心,是那年八月的一天晚上。
她父母又因为结婚的事吵了起来。她母亲想把她介绍给一个在机关工作的男人,对方家里条件好,已经托人送来两盒点心和一块布料。
阿琴从屋里出来时,眼睛是红的。
她把那块布料扔在桌上,说:“我不嫁。”
她母亲气得手都在抖:“你不嫁这个,难道要跟着一个连自行车都没有的人过一辈子?”
我站在门外,手里提着给她买的两斤苹果,进也不是,走也不是。
阿琴看见我,脸色一下变了。她没有解释,只拉着我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河堤走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也没抬手去理。
我问她:“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她停下来,看着我:“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嫁给那个有工作、有房子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怕你跟着我受罪。”
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我怕的不是受罪。我怕你总说怕我受罪,最后就把我推给别人。”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
第二天,她父母要回乡下参加亲戚的婚宴,早上出门前还特意叮嘱她,晚上要在家等他们回来。
阿琴送他们到巷口,直到那辆旧自行车拐过弯,才转身跑回来。
她一进门就把门闩插上,从衣柜里取出一个蓝布包。
我问:“这是什么?”
她打开给我看,里面是我们的户口簿、介绍信,还有两张刚照好的合影。
照片上的我们都很拘谨,肩膀挨着肩膀,像两个还没准备好承担大事的人。
我愣住了:“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昨天下午。”
“你想干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声音发颤,却说得很清楚:“去登记。”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登记什么?”
“结婚登记。”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厨房里还留着她母亲早上煮粥的味道。
我盯着她手里的户口簿,半天没有说话。
她把布包往我怀里一塞:“你不愿意?”
“不是不愿意。可你父母……”
“他们不在家。”
“他们晚上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
我握紧了布包,心里既激动又害怕:“阿琴,这不是买两斤菜。登记了,就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知道。”
“以后他们可能会骂你,也可能不认我。”
“我也知道。”
“你会不会有一天怪我?”
她抬头看着我:“我现在才二十二岁,可我知道自己要跟谁过日子。难道我连这点决定都不能做?”
她说完,转身去里屋拿外套。
我站在堂屋里,看见墙角摆着她小时候用过的木箱。那是她父亲亲手钉的,箱盖上还有一道裂缝。她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二十二年,今天却要趁父母不在,偷偷把自己嫁出去。
我本来想劝她再等等。
可那句“再等等”,我已经说过太多次了。
我把布包塞进怀里,追上她:“走。”
我们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了登记处。
路上,阿琴一直抓着我的衣角。她坐在后座,车轮压过石子时,身体会轻轻撞到我背上。
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翻了翻我们的材料,又抬头看了看我们。
“双方自愿吗?”
阿琴说:“自愿。”
我也说:“自愿。”
“家里知道吗?”
阿琴的手指动了一下。
我看了她一眼,她没有躲,只是回答:“知道我们谈对象,不知道今天登记。”
工作人员皱了皱眉:“结婚是大事,最好和家里商量。”
阿琴低下头,像是被这句话戳中了心事。
我忽然开口:“同志,我们不是赌气。我们已经想好了。”
她看着我:“想好了以后会有什么麻烦吗?”
我说:“想好了。”
这三个字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工作人员没有再劝,只让我们在表格上签字。钢笔尖划过纸面时,我的手一直发抖。阿琴签完自己的名字,把笔递给我。
我写下名字,最后一笔落下去,像是把这辈子都压在了那张纸上。
我们拿到结婚证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那是两本很薄的小红本,纸张粗糙,里面的照片也印得不清楚。阿琴把其中一本贴在胸口,站在登记处门口,忽然哭了。
我慌了:“你后悔了?”
她摇头,用手背擦眼睛:“我只是没想到,真的这么容易。”
我说:“容易吗?”
她看着我,轻声说:“手续容易,过日子难。”
我们没有办酒席,也没有买新衣服。回去的路上,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两碗面和四个鸡蛋。阿琴把鸡蛋都夹给我,我又夹回去,最后两个人在小饭馆里推来推去,被旁边吃饭的人笑了半天。
下午五点,她父母还没回来。
她把结婚证藏进衣柜最底层,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最后干脆放在桌上。
我问:“你不藏了?”
她说:“藏得了今天,藏不了明天。”
晚上七点多,她父母回来了。
她母亲一进门就发现屋里的气氛不对。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阿琴,问:“你怎么还在这里?”
阿琴没有绕弯子,直接把两本结婚证放到桌上。
“妈,爸,我们结婚了。”
她母亲的手还搭在门把上,整个人一下僵住。
她手里的菜篮子慢慢滑到地上,里面的青菜滚出来两把。她张着嘴,却没有说出话。
她父亲站在门口,盯着桌上的红本,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阿琴往前走了一步:“我们今天下午去登记的。”
她母亲终于反应过来,声音一下拔高:“你说什么?”
“我和他已经是夫妻了。”
“谁让你们去的?”
“没有人让。”
“你把我们当什么?家里养你二十二年,你连结婚都敢瞒着我们!”
阿琴的眼泪掉了下来,但她没有退。
我站起来,说:“叔叔,阿姨,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骂就骂我。”
她父亲盯着我:“你以为拿一本到手的证,就能把我女儿带走?”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在问结婚证有没有用。他是在问,我有没有能力给阿琴一个安稳的家。
我从口袋里掏出工资存折,放在桌上。
里面只有四百二十六块钱,是我攒了两年多的钱。原本打算买一辆旧自行车,再添置几件家具。
她父亲看了一眼,冷笑道:“就这点钱,也敢说能养家?”
阿琴忽然转过身,对她父亲说:“爸,钱少是真的,可我们没有骗你们。”
“你这是先斩后奏!”
“是。”她点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等你们同意,可能永远都等不到。”
屋里彻底静了。
她母亲坐到椅子上,捂着脸哭起来:“你怎么这么狠心?结婚这么大的事,连一桌饭都没让我们摆。”
阿琴也哭了:“妈,我不是不要这个家。我只是不能因为你们不同意,就把自己交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她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结婚证被震得跳起来。
“你现在翅膀硬了,什么都敢做!”
我看见阿琴的肩膀抖了一下,却仍然站在我身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不是不害怕。她只是已经害怕了太久,不想再用害怕替自己做决定。
我对她父母说:“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逼你们马上接受。你们可以不高兴,也可以怪我们。但证已经领了,阿琴是我的妻子,我也会承担起丈夫的责任。”
她父亲问:“你拿什么承担?”
我说:“我现在拿不出好房子,也拿不出很多钱。但我会每天上班,每个月把工资交一部分给她。以后日子好不好,我们一起过,不让她一个人扛。”
这话不漂亮,却是我当时能说出的全部。
她母亲抬起头,看着我们,哭得更厉害了。
那一晚,我们没有离开。阿琴去厨房给父母重新热饭,我坐在堂屋里,听她父亲一遍遍叹气。
他们没有祝福我们,也没有给我们准备被褥。
临睡前,她父亲只说了一句:“既然证都领了,就别回来哭穷。”
阿琴站在门边,轻声回答:“我们不会回来哭穷。可我们过得好,也会回来告诉你们。”
第二天,我们搬到厂区后面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屋顶漏雨,窗户关不严,床还是别人用过的旧木板。阿琴把结婚证用油纸包好,放进抽屉,又把那张合影压在镜子底下。
晚上,她坐在床边拆一条旧毛巾,准备缝窗帘。
我问她:“后悔吗?”
她抬头看我:“你今天问了第二遍。”
“我怕你后悔。”
她把针穿过布料,慢慢说:“我不后悔嫁给你。以后要是日子难,我可能会抱怨,会哭,会跟你吵架。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日子,不是别人替我选的。”
我坐到她身边,把手伸过去。
她没有躲,反而把手放进我掌心。
很多年后,我们有了孩子,也换过几次住处。她父母最初有半年不肯见我,后来她母亲生病,我陪着他们去看病,关系才一点点缓和。
她父亲一直嘴硬,从没说过“当年是我错了”。
直到我们结婚十周年那天,他喝了两杯酒,忽然对我说:“你们那天要是不登记,阿琴可能真就嫁给别人了。”
我说:“她不会。”
他看了我一眼:“你倒是有信心。”
我笑了:“她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住。”
那天晚上回家,阿琴从抽屉里拿出那两本已经有些发黄的结婚证。
她翻开其中一本,照片里的我们还只有二十三岁和二十二岁,脸上带着仓促、紧张,还有一点不顾一切的勇气。
她问我:“你还记得那天吗?”
我说:“记得。你父母不在家,我们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把婚结了。”
她靠在我肩上,说:“那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他们。”
“我知道。”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想为自己活一次。”
我握住她的手。
1989年,我们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亲友道贺,甚至没有等到父母点头。
可那天下午,我们在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那以后,贫穷是真的,争吵是真的,害怕也是真的。
但夫妻是真的。
而这一点,是我们趁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亲手替自己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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