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芒为笔，仁心为墨

——论谷建杂文的育心之力

（作者：喻晓）

读谷建的杂文，常常会生出一种奇异的错位感。你明明在读一篇批评文字，读着读着，却觉得有人在替你整理衣领，动作轻，力道准，不声不响地把你歪了的领子扶正了。谷建自己说过一句话，直白得近乎不像一个杂文家的宣言：“我就是专写正能量。”这话乍听有些拧巴。杂文向来是匕首，是投枪，是鲁迅手里那柄让黑暗无处躲藏的短刀，怎么到了谷建这里，匕首的锋刃上竟带着体温？可你真正读进去便会明白，他的“正能量”从来不是涂在表面的糖霜，而是藏在刀刃背面的那一层仁心。他写杂文，为的不是把人骂倒，而是把人叫醒。这便是“育心”二字的来处：教育人不靠说教，靠的是让你在笑过、痛过之后，自己把腰挺直了。

谷建写《生命的本真》，开篇就坦白得让人意外。他说自己很久没写东西了，因为要照顾妻子女儿，要忙于工作应酬，身心俱疲，几次下决心彻底放弃写作，好换来足够的睡眠。一个杂文家，提笔的理由不是什么“铁肩担道义”的豪言，而是“有一个执拗的声音敲击着我的脑壳：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一种育心。他不站讲台，不摆姿态，他先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在生活里喘不过气的普通人，和你挤同一班地铁，熬同一个深夜，然后在某个撑不住的瞬间，和你一起问出那个硬邦邦的问题。读者读到这里，防备心先卸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被他的“陀螺”比喻彻底瓦解。他说思维是高速旋转的陀螺，智商是抽打陀螺的响鞭，抽得越狠，转得越快，喝彩越多，可一旦遇上沟坎，要么偃旗息鼓，要么疯狂扭曲。海明威、川端康成、尼采、梵高，那些人类星空中最亮的几颗星，被他一一列在这句话后面，读来脊背发凉。他不是在吓唬你，他是在替你照镜子。你拼命转啊转，转得那么好看，可你快乐吗？这种追问不产生于居高临下的训诫，而产生于一个同样在转的人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你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审判，只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歇歇吧，别把自己转丢了。

育心的关键在于让人自己醒来，而非把人按在椅子上灌药。谷建深谙此道。他写《防止公仆变“老爷”》，引的是习仲勋1985年在江西考察时的一段往事。警车鸣笛开道，红旗两面挥动，习仲勋皱起眉头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后面坐的是老爷吗？”谷建写这件事，没有接着拍桌子骂人。他转了个弯，问了一个问题：“公仆们都要发自内心地拷问一下：我们是老爷吗？”这个“拷问”用得极妙。他没有替任何人回答，他把镜子递过去，然后退后一步，让你自己看。一个杂文家最大的克制，就是明明可以替读者下结论，却偏偏留白。留白处，便是育心发生的地方。读者在那片空白里站一会儿，自己得出的答案，比被别人塞进嘴里的要结实得多。

谷建的讽刺有一个特点：他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嘴里会泛起一丝苦味。《大炮的威力》写那些“既贪婪又迷信，既想敛财又怕罹祸”的贪官，据说读者“于忍俊不禁中洞悉其奸”。忍俊不禁，然后洞悉，这个顺序本身就值得琢磨。如果先让你愤怒，你读完骂两句就放下了；先让你笑，笑完了那股劲还在，那个被讽刺的形象就赖在你脑子里不走，时不时地跳出来。这才是育心最狠的地方：它不给你一个可以随手扔掉的结论，它给你一个甩不掉的画面。谷建写《脑瘫的“艺术高度”》，为余秀华说话，顺手把诗坛那些“乌青体”“梨花体”“口水体”挨个拎出来晾了一遍，语言俏皮得近乎刻薄。可你读到最后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不是哪个诗人挨了骂，而是“看得懂”这件事什么时候成了原罪。他在替一种被精英话语挤到墙角的老实审美出气。你笑完了，心里那杆秤自己就正了。

谷建写《“著名”与“非著名”》，写《识破“两面人”》，写《装聋与伪哑》，写《徐福的“金蝉脱壳”》，题材五花八门，手法却一以贯之。他很少拍案而起，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你对面，把一件荒唐事掰开揉碎了讲给你听，讲到关键处顿一顿，看你一眼，好像在说：你品品，是不是这个味儿。有权威评论家说他的杂文“居高望远，胸怀大局，为党立言，为民发声”。这话说得庄重，其实落到文本里，不过是一个写作者不肯糊弄读者罢了。他不把你当需要被教育的对象，他把你当可以对话的人。育心之所以能“育”，前提是双方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一个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的大人，和一个站在讲台上念课本的老师，哪个更能让孩子记住，不言自明。

谷建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做过军事记者，写过军旅散文、军事报告文学，屡次斩获全军大奖，名噪一时。后来转业到地方，杂文成了他的主战场。这段经历在他的文字里留下了某种看不见的底色。军人的直接与记者的务实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风：不绕弯子，不堆术语，每一句都落在实处。他写《你吃的是什么》，题目本身就带着一种家常的关切，像是邻居在菜市场碰见你随口一问。可这一问底下藏着多大的世界，读进去才知道。他写《自由与枷锁》，写《名表、豪车及其它》，写的都是人怎么被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困住。这些题目搁在一个喜欢炫技的杂文家手里，能写出满纸的哲学名词。谷建不。他宁可讲一个故事，打一个比方，让你在故事和比方里自己踩到那颗钉子。

说到底，谷建杂文的育心之力，根子上来自一种朴素的信念：人是可以被说通的。这个信念在今天显得有点天真。我们见惯了太多以骂代说、以嘲代讲的文字，仿佛不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就显不出自己的立场。谷建不这样。他写《崇高的狗卑微的人》，题目里就把褒贬摆明了，可你读下去会发现，他的矛头从来不对准某个具体的人，他对着的是一种状态，一种人把自己活小了的状态。他讽刺的是“小”，不是“小人”。这个分寸感，是一个写作者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你读他的文章，不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你只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胸口轻轻推了一下，不重，但推在了对的地方。

杂文的教育功能，从来不是课堂上的事。它发生在深夜的台灯下，发生在通勤的地铁上，发生在一个人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抬起头，发现窗外的树和刚才不太一样了。谷建写《生命的本真》的结尾，没有给任何答案。他说，如果这个世界让你窒息，那就暂时离开，“去那山高林深、泉水环绕、百鸟啁啾、蝉鸣聒噪的本真世界”，直到“阳光洒进心田，泉水润泽五脏，思维开始歌唱”。这段话写得温柔极了。一个以讽刺见长的杂文家，在收束全篇的时候，把所有的锋芒都收进了鞘里，只留下一句近乎哄劝的话。他好像知道，读到这里的人已经累了。教育一个人，有时候是告诉他错在哪里，有时候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可以歇一歇。谷建两种都会。前者用的是锋芒，后者用的是仁心。而这两样东西在他笔下从来不是分开的，锋芒划开的口子，正好让仁心流进去。这便是育心：不破不立，破了之后，得有人把碎掉的东西重新拼好。谷建就是那个既动手拆、又动手修的人。

读谷建的杂文读久了，会生出一种奇怪的信任感。你知道他不会骗你。他不会为了显得深刻而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也不会为了显得激烈而把温和的事说刺耳。他写《也说“友谊的小船”》，写《文人的“酸腐”》，写的都是些日常可见的毛病，可他写得认真，写得诚恳，像一个老匠人在修一件不起眼的小物件，手底下有活，心里有数。这种诚恳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读者在字里行间学到的，不只是一个观点、一个立场，更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方式：你可以尖锐，但不必刻薄；你可以批评，但不必绝望。锋芒是工具，仁心是底子。工具可以换，底子不能丢。

谷建在一篇谈写作的文章里说过，他之所以还在写，是因为“用堆积的文字来证明我的生命‘意义’”。这句话自谦得近乎卑微，可放在他的全部杂文前面，却成了一把钥匙。他写那么多，讽刺那么多，说到底不过是在替自己、也替读者回答那个敲脑壳的问题：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他的答案藏在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为了不被糊弄，为了不把自己活丢，为了在高速旋转的世界里还能认得出自己的脸。这些答案没有一条是直接说出来的。他说出来的只是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比喻、一个个让你笑完之后沉默三秒的句子。而那三秒的沉默，就是“育心”发生的全部时长。三秒钟，够一颗种子落进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