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贵州遵义，红军进入这座黔北重镇后，城内一幢刚建成不久的宅院突然换了主人。它原本属于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后来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旧址之一。
这座宅院坐落在老城琵琶桥附近，建筑中西合璧，既有石木结构的楼房，也有回廊、牌坊和宽敞的院落。柏家为修建它投入了大量钱财，据相关资料记载，耗资约3万银元，在当时绝非寻常人家能够承受。
柏辉章的家底，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厚实。他的父亲柏杰生经营“柏天顺酱园”，靠酱醋生意积累财富。乱世之中，商人再有钱，也未必能保住家业。1921年，柏杰生把20岁的柏辉章送入贵州讲武堂骑兵科，希望儿子将来从军立足，护住家族产业。
柏辉章确实很快在黔军中崭露头角。到1930年前后，他已成为王家烈部下的师长。军职带来的权力，加上柏家的机面厂、纸厂以及米行、盐行等产业，使柏家在遵义拥有相当影响力。只是这种富贵背后，也夹杂着旧军阀势力盘剥民众的时代痕迹。
宅院建成时，柏家曾设宴庆贺。院中宾客往来，吟诗作画，场面颇为热闹。谁能料到，仅仅几年之后，这座用于彰显家族体面的房子，会被红军选作重要会议场所。
1935年1月，柏辉章奉命率部在黔北阻击红军。娄山关战斗失利后，黔军防线迅速动摇。红军进占遵义时，城中不少军政人员来不及组织抵抗，柏辉章也随之撤离。那幢宅院没有毁于战火，反而因条件较好，被红军方面注意到。
当时，中央红军需要寻找适合办公、住宿和开会的房屋。柏辉章的宅院有厨房、住房、会客室，空间布局也较完整，便被安排为中央负责人办公和开会的地点之一。周恩来等人考虑到安全和使用条件，最终把这里确定为会议场所。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会议室并不宽敞，二十余人坐在一起显得十分拥挤，王稼祥、聂荣臻当时还带着伤病。会议通常从下午开始，持续到深夜。许多具体谈话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会议对军事指挥和中央领导作出的调整，改变了红军此后的行动方向。
有意思的是，负责寻找房屋的人未必知道这间屋子即将承载怎样的意义。红军当时处在高度紧张的行军和作战状态，保密要求严格，许多人只把它看成一处临时驻地。房屋的原主人更不可能想到，自己尚未充分享用的私人宅邸，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象征性地点。
红军撤离遵义后，柏辉章一家重新回到宅院。屋内留下了桌椅、标语和一幅马克思木刻像。柏辉章对这些内容并不理解，却认为它们破坏了房屋原有的面貌，便找工匠重新粉刷墙壁，试图抹去红军留下的痕迹。
但房屋可以粉刷，时代变化却无法遮掩。抗日战争爆发后，柏辉章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年万家岭战役期间，他所部投入对日作战，在江西德安一带与日军激战。万家岭战斗重创日军第106师团，成为抗战正面战场的重要胜利之一，柏辉章也因此获得了较高声誉。
这段经历使柏辉章的历史形象变得复杂。他早年属于旧军阀体系，家族财富与地方势力有密切关系；抗战时期，他又率部抵抗日军，部队付出了较大伤亡。评价一个身处那个年代的军人，不能只看他在某一阶段的身份，也不能用单一标签覆盖全部经历。
抗战后，柏辉章因与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意见不合，逐渐离开权力中心。1949年，他被安排担任贵州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重新回到遵义。面对局势变化，他选择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柏辉章参与遵义地区的剿匪工作，曾利用熟悉旧部和地方关系，劝说部分人员放下武器。
1952年，柏辉章去世。此时，他那座私人官邸已经不再属于柏家日常生活，而在有关部门保护和整理下，逐步恢复会议旧貌。1958年，邓小平、杨尚昆到遵义查看旧址，杨尚昆凭记忆确认了会议地点，邓小平也指出当年自己的座位所在。经过多次核查，原有陈设得到进一步复原，柏辉章的名字也因此与遵义会议旧址长期联系在一起。
在贵州，还保存着与柏辉章有关的另一处遗迹，即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那座碑记录的是战场牺牲者，而遵义的老宅记录的，则是一次改变红军命运的会议。两处建筑一处面对炮火，一处见证决策，共同留下了柏辉章人生中最难以割裂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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