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春，上海，陈丕显正在整理有关陈毅的回忆材料。一份旧记录里，突然出现了“陈妹子”三个字。名字很亲切，线索却少得可怜。秘书问：“那位把大洋藏进竹竿的女同志，还能找到吗？”陈丕显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盯着纸页看了许久。
这件事，不能只当成一次普通寻人。陈丕显与陈毅在南方革命斗争中有过长期接触，知道许多基层交通员没有留下完整档案。有人送信，有人筹粮，有人掩护伤员，任务完成后便悄然散去。她们没有正式职务，也很少出现在公开材料中，却是游击队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陈妹子本名陈桂英，1910年出生于广东南雄坪田坳。那个年代，贫困和旧式婚姻几乎锁住了乡村女子的出路。陈桂英接触妇女组织后，开始识字，参加宣传和联络工作。她不善于说漂亮话，办事却十分利落，逐渐成为南方游击队信得过的交通员。
她有一个办法，后来被战友反复提起。一次，队伍需要把数百块银元送到裁缝手中，钱若公开携带，很容易引来盘查。陈桂英把银元包好，放入竹筒，两端封严，再挑着竹竿去赶集。
到了集市，她故意把竹竿的价钱喊得很高，旁人嫌贵，果然无人购买。天色将暗时，她便装作生意不成，把竹竿“寄放”到裁缝那里。东西送到，身份没有暴露，连同行的同志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机灵。
有意思的是，陈丕显第一次听说她，并不是因为这次送银元。1935年，南方游击斗争处在艰苦阶段，陈丕显带队抵达油山后，陈毅等人也陆续来到这里。陈毅腿部负伤，伤口发炎，行动十分困难，队伍里有人提议找一名细心的女同志照料。
大家很快想到了陈桂英。只是当时环境特殊，陈毅顾虑男女相处不便，事情没有办成。人没有见到，名字却留在了陈丕显心里。对长期在山林中活动的队伍来说，一个人的可靠，往往不是由口号决定，而是在一次次险境中证明出来的。
同年秋天，肖伟在转移途中跌入深潭，陈桂英跳水将他救起。两人因伤病和战火逐渐熟悉，后来结为夫妻。婚礼没有仪式排场，也没有像样的酒席，战友们凑在一起，便算完成了人生大事。革命队伍里的婚姻，常常就是这样朴素，却经得起生死考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游击区的斗争更加隐蔽。陈桂英承担机要交通任务，往返于村落、山道和据点之间。一次遭到搜捕，她钻入稻田，伏在泥水中躲过敌人的搜查。熟悉她的人说，她胆子大，却并非莽撞；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把路线和退路想清楚。
1949年南京解放后，肖伟随南下工作队调往华南，陈桂英则转入地方工作，参与征粮和妇女干部培训。她没有把过去的经历挂在嘴边。家里后来遭遇困难，肖伟又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生活压力集中到了她一人身上。三个孩子、繁重家务和外界误解，都由她默默扛着。
许多邻居只知道她性格刚强，谁也未必清楚，这个在乡村劳作的妇女，曾经穿过封锁线，也曾在枪声和搜捕中传递重要消息。档案的空白，使她看起来像一个普通人；但革命史真正的底色，恰恰由大量这样的普通人铺成。
陈丕显重新寻找陈桂英时，已经距离南方游击战争过去四十多年。经过多方打听，工作人员终于在粤北乡镇找到她。那时她六十八岁，身体消瘦，双手布满老茧。有人问起往事，她只是淡淡地说：“过去的事，能记住就记住，写它做什么呢？”
这句话没有抱怨，却让陈丕显很难释怀。没有材料，就走访战友；情况不清，就核对路线；身份有疑问，就继续查证。有关部门补充整理材料后，陈丕显签字报送。此后，陈桂英获得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的批准，曾经被遗漏的经历，终于有了正式依据。
消息传到乡里时，陈桂英没有激动落泪，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通知宣读完，她只是站起身，向在场的人挥了挥手。后来有人问她还有什么愿望，她想了片刻，说想留下几根当年的竹竿，让孩子们知道那些东西曾经怎样帮助游击队渡过难关。
竹竿并不珍贵，银元也早已不在。真正值得核对的，是一个普通女交通员在危急时刻做过什么，是谁记得她，又是谁愿意为这段经历补上一笔。陈丕显寻找陈桂英，寻找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下落，也是那批没有留下显赫名声的基层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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