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替人高考，考上清华后他给了我10万，10年后我俩再相遇

三十岁那年的腊月，周文远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电话是厂传达室的老孙头隔着半个厂区喊他去接的。周文远放下手里的游标卡尺，把机油在棉袄下摆上蹭了两下，才拿起那部黑色的转盘电话。

"喂。"

"文远。"那边是个陌生又熟悉的男声，带着一点京腔，说得很慢，"我是赵允。"

周文远没有说话。听筒里有一串硬币落进公用电话机的声音，还有远处马路的动静，还有自己的呼吸。

"我后天到省城。"赵允说，"你们厂改制的事，我是谈判组的。"

"我知道了。"

"别挂。"赵允停了一下，"十年了。我还欠你一句话。"

周文远把听筒轻轻扣回座机。扣下去之前，他听见赵允在那头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声音被切断了一半。窗外的雪下得紧，车间的铁皮屋顶被北风掀着，一下一下闷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扇关不严的门。

那年是八九年。周文远二十岁，差三分满二十岁，是县一中复读班的第一名。他父亲前一年冬天死在矿上，塌方，赔偿金一万二，被矿上压了半年才给全。母亲在父亲死后咳了整整一个春天，到六月份咳出了血。县医院的大夫把片子举到窗户跟前看了很久，说：去省城吧，晚了就来不及。

去省城要八千块。周文远把家里那台缝纫机卖了，把父亲的上海表和两块上海牌手表卖了，凑了两千三。剩下的数怎么也凑不出来。他在复读班的座位上坐了三天，一道题也做不进去，纸上全是数字：八千、两千三、七月的考期、母亲的血。

第四天,班主任老郑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给他倒了半杯开水。老郑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很久，最后说：有个办法，能救你妈，也能救你自己，但你得想清楚。

赵允是县物资局赵守义的独子。那一年他也报名高考，坐在三十六考场，全市最差的一个考场。赵守义找了老郑，价钱开到了十万。

十万。一九八九年的十万。周文远在心里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地念，念到最后它已经不像钱，像一堆砖，能砸死人，也能盖一间房。

老郑说：准考证的照片是钢印压的，糊一点看不出来；监考那个姓吴的是赵守义的表侄女,早打点过了；考场座位靠窗，进出方便。你只管考，考完了，名字是他的，钱是你的。

周文远问：我要是考砸了呢？

老郑说：你不会砸。你全县第一。

他回了医院。病房里四张床，母亲靠窗那张,脸白得像窗台上的搪瓷缸。他把方案说了,说得很平静,像在讲一道应用题的解法。母亲听完,久久没有说话,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

后来她说：文远，你别去。

他说：妈，你要治病。

她说：我这一病,你这一辈子就替人活了。

他说：不会。

那天夜里下起了雨。周文远坐在病房外的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他去跟老郑说：我做。但要现钱，先给三万。

三万块是七月初给的,装在一只黑人造革手提包里,一百元一张,一万一捆,捆得整整齐齐,纸上还带着银行封条的油墨味。周文远把钱交给医院，母亲进了省城的肿瘤医院。她住院那天,他回了一趟学校,把剩下的课桌清空,只带走一支钢笔和一本翻烂了的数学题典。

七月七号,天很热。周文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衬衫，坐在三十六考场靠窗的位置。准考证上的照片果然是糊的，钢印压过半张脸，像隔着一层雾。他把准考证摆好，抬头看了一眼监考的吴老师，吴老师也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

第一场语文。作文是写一封信，给一个在填报志愿上和父亲闹翻的同学。周文远想了很久，几乎是在写信给十年后的自己。他写到最后一句时手抖了一下：你要想清楚，你是替谁在做这个决定。

卷子答得很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他用了两种方法验算，物理的光学题他画了三遍图。考场里只有吊扇在头顶转，吱呀吱呀,汗从额角流到下巴,落到卷子上,晕开一小片。他把那块汗迹用袖子按了按,继续写。

三天考完。出成绩那天,县一中门口的红榜前挤满了人。榜单最上面那个名字印着"赵允",总分六百一十七,全省第九。人群里有人喊：赵局长的儿子考上清华了！有人在放鞭炮,红纸屑落了一地。

周文远站在离红榜二十米远的一棵槐树底下,没有往前走。他看见赵守义被人簇拥着,笑得脸上的肉都在抖。他站了十分钟,然后转身去了邮局,给省城的医院打电话。护士说：你妈今天精神好些了,喝了半碗粥。

八月底，清华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赵家。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印着校门和一行字，赵守义把它压在客厅的玻璃板下面，来一个人就指给人看一次。

赵允走的那天，周文远去了火车站。他躲在候车室外面的一根水泥柱子后面，看着赵允穿一件新的白衬衫，被一群人围着，肩膀上挎着一只崭新的帆布包。赵允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扫过柱子，没有停。

那天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十七分开的。汽笛响的时候，周文远把手里那支钢笔的笔帽拧上了。

剩下的七万块是半个月后在县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给的，还是那只黑人造革包。赵守义把包推过来，说：孩子，这事烂在肚子里，对你我都好。你记住，八九年夏天你在家照顾你妈，哪儿也没去。

周文远说：我知道。

他把钱背回家，藏在床底下的一个旧木箱里，压在父亲的几件旧衣服下面。他没有跟母亲说这是剩下的。母亲从省城回来以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居然撑过了那个冬天。第二年开春，三月十九号，她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床头柜上还放着周文远给她削到一半的苹果。

办丧事花了八千。周文远把木箱打开过一次，没有动里面的钱。

那年七月，他以周文远的名字重新考了一次。考场离家很远，考号是他自己的，照片清清楚楚。他考了五百四十六分，上了省工学院机械系。班里同学问他为什么复读两年，他说家里有事。没人再问。

大学四年，他没跟任何人提过清华。一九九四年毕业，分到市机械厂，做技术员。厂子在城东，烟囱很高，冬天从车间出来一身铁腥味。一九九六年他结了婚，妻子林巧在纺织厂做挡车工，手上有常年被机器磨出的茧。一九九八年女儿出生，取名叫囡囡。

他这个人身上有一处别人不知道的毛病：每年七月七号前后，他会失眠。林巧问他，他说天热。他确实会在那些夜里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一直坐到天亮。有一年女儿半夜醒来看见他，问：爸爸你怎么不睡觉。他说：爸爸在想一道题。

那七万块他一直没动。存了定期，一年一年转下来，到九九年腊月，连本带利是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七块。存折放在木箱最底下，压着一张一九八九年的旧准考证存根——那是他自己那张，周文远，二十岁，照片上的脸比十年前瘦。

而赵允，用周文远考出来的分数进了清华。四年之后他拿着那张文凭去了北京，进了一家做工程设备的公司，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又从工程师做到部门经理。他父亲赵守义在他毕业那年退休，退休之前替他铺好了最后一段路。九七年公司改制，赵允成了副总，分管投资。九八年他主导并购了两家外地厂子，媒体上开始出现他的名字，照片上的人戴着眼镜，西装挺括，看起来确实像一个读过清华的人。

只有赵允自己知道，他怕什么。他怕别人问他哪一届、哪个系、导师是谁。他怕同学聚会。他怕有人在酒桌上提起清华食堂的饭菜、提起某位教授的口头禅、提起那年的某场雪。每次遇到这些问题，他就把话头岔开，岔得很熟练，熟练到让人以为他是谦虚。他的书房里摆着那张毕业证，玻璃框擦得很亮，但从不让人翻。

九九年冬天，他们公司要吃下省城的三家机械厂，周文远所在的厂是其中一家。赵允作为谈判组负责人带队南下。老郑——当年那个把事情办成的县一中教务干事，如今退休在家，得的是肺癌，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北京，寄给赵允公司的一名董事。信里只有两页纸，写的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三十六考场，一个叫周文远的人。

于是赵允在飞往省城之前，先拨了那个长途电话。

见面的地方是厂招待所二号楼的一间房。赵允穿一件深灰色大衣，头发梳得很整齐，比十年前胖了一圈，脸上多了一种长期睡眠不足的青灰色。他给周文远倒了一杯水，两人隔着一张茶几坐了很久。

赵允先开口：你过得怎么样。

周文远说：还行。厂里有活干，一个月四百二。

赵允低下头，把杯子转了半圈。他说：那十万，我知道不够。我今天带了五十万。

周文远没接话。

赵允从大衣内袋里拿出一张纸，铺在茶几上，推过来。那是一份打印好的声明，只有大半页，大意是：本人周文远，一九八九年高考期间因家庭原因未能参加考试，从未参与任何与赵允同志有关的考试事宜，网传及来信内容纯属捏造。下面是两个空白的签名栏，一个写"声明人"，一个写"证明人"。

周文远把那张纸从头看到尾，看了两遍。他看得很慢，像当年在考场上验算最后一道大题。

窗外有人在扫雪，铁锹刮着水泥地，一下，一下。

赵允说：我儿子今年六岁。我父亲上个月中风，说不了话了。老郑……他活不了多久，但他儿子不好惹。这份东西签了，我给你五十万现金，另外,我可以安排你去北京的分公司,或者给你一笔钱做点小生意。你爱人、孩子，都能安排。

周文远说：赵允。

赵允抬起头。

周文远说：八九年七月七号,第一场是语文,作文是写一封信。你还记得我写了什么吗。

赵允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周文远说:你当然不记得。那天你在家里睡觉。我写了四十五分钟,手心全是汗,最后一句是:你要想清楚,你是替谁在做这个决定。我把那句话写给那个和父亲吵架的同学,其实是写给我自己。

赵允的手在膝盖上握紧了。

周文远说:第二天下午考物理,光学的那道大题,我画了三遍图,因为吊扇在头顶转,汗滴到卷子上,我怕看错。第三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用两种方法验算了一遍,因为我知道,这张卷子不是我的,我不能错。我错一分,你就少一分。

他说得很平,像在念一份产品检验单。

赵允说:我求你。

周文远看着他。他忽然发现赵允的眼睛里有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那是他自己在病房走廊上坐了一整夜之后,第二天早上照镜子时看见过的东西。

他说:我不签字。

赵允说:为什么。

周文远说:我这辈子替你考过一次。那一次,我把我的名字借给了你,你把你的名字留给了我。这十年，我用你的名字活过三天，你用我的分数活了十年。已经扯平了,扯不平的是别的。

赵允说:什么。

周文远说:我妈死的时候，我没敢跟她说那三万块的来路。她到死都在怀疑。我每年七月睡不着觉,我老婆问我,我说天热。我教我女儿写作业,她问我爸你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省工学院。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清华那张通知书的纸有多薄。这些你都赔不了。

赵允沉默了很久。他说:那你要什么。

周文远站起来。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你等一下。

他骑车回了趟家。那天下雪，雪把车链条冻住了，他蹬了二十分钟，到家属院的时候裤脚全是泥。他上楼，把床底下的木箱拖出来，掀开父亲的旧棉袄，取出那本存折。存折是深绿色的，边角磨得起毛，最后一页打印着余额：146,327.00。

他拿着存折回到招待所，把它放在茶几上，压在那份声明上面。

赵允愣住了：这是什么。

周文远说:当年你给的十万,我妈治病和办丧事花了不到三万。剩下的七万我一分没动,存了十年,现在是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七块。连利息都算你的。你拿走。

赵允说:我不是来要钱的。

周文远说:我知道。你要的是我的名字再借你一次。我已经没有第二个名字了。

他把大衣的扣子扣上，走到门口，又回头。

他说:老郑的信，我不会去作证。但我也不会替你撒谎。你回去吧，赵允。你自己想清楚,这十年你到底考了几次试。

门关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扫雪的声音。赵允坐在那张茶几前,很久没有动。他伸手把存折翻开,第一页上印着开户日期: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那时候他已经在清华上了半个月的课,正在学着用一种新的口音说"我们学校"。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四年里,每逢期末考试,他都作弊。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他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那些课是为六百一十七分的人开的,他只有三百多分的底子,坐在教室里像坐在一口深井里,听得见声音,看不见底。他抄同学的卷子,抄得很小心,四年没被抓过一次。

他一直以为自己藏得很好。

赵允在第二天上午的谈判会上没有出现。助理说他夜里突发高烧,回了北京。三家机械厂的收购案后来照常推进,只是谈判组换了负责人。

周文远所在的厂子最后还是被买下了。二〇〇〇年三月，厂里裁员，技术科走了七个人，周文远留下了,因为图纸上的活没人接得下来。他被调到一个新的车间，工资涨了六十块。

那本存折他最终没有拿回来。赵允走的时候把它留在了招待所的抽屉里，周文远后来去问，服务员说没有见过。他想了想，也没有再找。

二〇〇〇年七月,他又失眠了几个晚上。这一年的七月七号,女儿发着烧,林巧在床边守着,周文远坐在阳台上,听见远处火车过桥的声音。他想起那趟下午两点十七分的车，想起站台上的白衬衫，想起那张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薄纸。

凌晨四点多，女儿醒了，喊爸爸。他进去，摸了摸她的额头，烧退了。女儿迷迷糊糊地问：爸爸你在干嘛。

他说：在想一道题。

女儿说：想出来了吗。

他说：想出来了。

他确实想出来了。那道题他一九八九年就做完了，用了两种方法验算，答案只有一个：卷子上的名字可以改，笔迹改不了；人这一辈子，能替别人做的只有一件事，做完一次，就是一辈子。

天快亮的时候，雪停了。周文远把手放在女儿的额头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厨房烧水，准备做早饭。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白色的蒸汽爬上窗玻璃，把外面的世界糊成一片模糊的白，像一张被钢印压过的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