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卢旺达修路7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有个共同态度

2018年3月，我第一次踏上卢旺达的土地。

我叫赵志强，山东济宁人，三十四岁，学路桥工程的。在国内干了八年，从测量员干到现场技术员，工资不高，一年到手也就七八万。2017年底，公司——一家中字头基建企业的海外分公司——招人去非洲，卢旺达，修公路。待遇是国内的两倍半，一年合同，包吃包住，每年回国休假一个月。

我报了名。

出发前，我在网上查了卢旺达的资料。知道的不多：非洲中部，千丘之国，1994年大屠杀，死了近百万人。后来慢慢恢复，现在是非洲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首都叫基加利，干净，整洁，有"非洲新加坡"之称。官方语言是卢旺达语、法语和英语，后来2019年又加了中文作为选修课。

这些是我出发前知道的全部。

飞机降落在基加利国际机场的时候，是凌晨一点。机场不大，但很干净。出了海关，公司驻地的车在等着。一辆皮卡，司机是个中国小伙子，姓刘，九零后，来了一年多了。

"赵哥，一路辛苦。上车吧。"

车开上基加利的街道。凌晨的基加利，路灯亮着，路面平整，没有我想象中的非洲——没有泥巴路，没有破棚子，没有满街乞讨的孩子。

"这地方……还行啊。"我说。

小刘笑了："赵哥，你以为非洲都是那种野路子？卢旺达不一样。这地方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总统卡加梅铁腕治国，治安比国内有些县城都好。"

车开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公司驻地。在基加利郊区，一栋两层的活动板房，围了一圈围墙，门口有保安。院子里停了几辆工程车和皮卡，角落里堆着钢筋和水泥。

"你住二楼，最里面那间。明天早上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开会。早点休息。"

我进了房间。十来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壁挂空调，一个电热水器。比我想的好。

我躺下来，听着窗外的虫鸣，闻着空气里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臭味，是非洲特有的，泥土、植物和某种香料混在一起的味道。

明天开始干活。

我参与的这个项目，是卢旺达东部省的一条省级公路改建工程。从基加利通往东部城市卢瓦马加纳，全长约六十公里，把原来的碎石路改建为沥青双车道。合同额三千多万美元，工期三年。

项目上中国人有二十多个，分管理、技术、后勤。当地工人有一百多号人，干最基础的活——挖土、搬石头、搅拌混凝土。当地工人里，男的多，女的也有，主要做后勤——做饭、洗衣服、打扫营地。

我负责现场测量和路基放样。每天跟着当地工人下工地，扛着全站仪，在红土路上走来走去。卢旺达的红土跟国内的不一样，颜色深红，像锈，踩上去松软，一下雨就变成泥浆。

头一个月，我基本在适应。适应气候、适应饮食、适应语言。基加利的气候四季如春，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白天二十五六度，晚上十五六度。但紫外线强，我第一个月晒脱了一层皮。饮食一开始是营地食堂做的中餐，后来腻了，偶尔去基加利市区吃当地菜——主要是香蕉饭、木薯、豆子炖菜。吃不惯，但能填饱肚子。

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当地工人说卢旺达语，我一句听不懂。项目部配了一个翻译，姓杨，云南人，来卢旺达五年了，卢旺达语和法语都会。但翻译不可能时刻跟着我，我得自己学几句。

"你好"——"Muraho"

"谢谢"——"Murakoze"

"干活"——"Akazi"

"小心"——"Ita"

我每天在工地喊这些词，当地工人听了就笑。笑着笑着，就熟了。

当地工人里，有个女的，叫艾米丽。二十多岁，瘦高个，皮肤黑得发亮，眼睛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她负责在工地上给工人送水、送饭，偶尔帮忙搬一些轻的东西。她会一点英语，能跟我简单交流。

"赵，你从哪里来？"她问我。

"中国。"

"中国！很远！"

"对，很远。"

"中国有很多路吗？"

"很多。中国的高速公路比卢旺达全国的路加起来还多。"

她瞪大了眼睛。

艾米丽是我在工地上第一个能聊上几句的当地女人。后来我发现，项目部周围的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有一种很微妙的共同点。

不是热情，不是好奇，也不是排斥。

是一种……精明的友善。

我花了大概半年才真正理解这种态度。

卢旺达是个穷国。人均GDP一千多美元，大部分人在贫困线上下挣扎。基加利看起来光鲜，但出了首都，农村的条件很差。很多家庭靠种地维生，一天收入不到两美元。

中国人在这里，是"有钱人"。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多有钱，而是相对于当地人的收入水平，中国人的工资——哪怕是普通技术员的工资——在当地都是高薪。一个当地工人的日薪是三千卢郎，约合人民币十八块。一个中国技术员月薪一万多人民币，在当地人眼里就是"大款"。

所以，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第一层是——认为中国人有钱，值得亲近。

但这种亲近不是无条件的。不是那种盲目的崇拜或者谄媚。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有分寸的友善。

艾米丽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赵，你们中国人很好。你们修路，给我们工作。你们不欺负人。但你们太害羞了。"

"害羞？"

"对。你们的中国男人，看到我们，不敢说话。不敢看眼睛。我们笑一下，你们就脸红。不像欧洲人，也不像美国人。"

我愣了一下。

后来我观察了一下，确实。项目部里的中国男人，大部分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已婚的居多，未婚的很少。已婚的想老婆，未婚的——其实也没有未婚的，都是结了婚出来的。在非洲待着，远离家庭，寂寞是肯定的。但中国男人的处理方式，要么是忍着，要么是偶尔去基加利的中国酒吧喝喝酒，找点乐子。很少有人跟当地女人有深入交往。

不是不想，是文化隔阂。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而且大家都知道——干完几年就回国了，谁会在这里扎根？

当地女人看透了这一点。

2019年春天，项目部招了一批新的当地工人。其中有个女的，叫格雷丝，三十五六岁，带着两个孩子。她老公在基加利做搬运工，收入不稳定。格雷丝在工地上做清洁，扫营地、洗工服。

格雷丝跟艾米丽不一样。艾米丽年轻，活泼，对中国人是好奇加友善。格雷丝是带着目的的。她很清楚，在这条公路项目上，中国人是"金主"。她想让她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想让家里盖一栋砖房。她知道，如果她能跟某个中国人搞好关系，这些愿望可能更容易实现。

她开始给项目部的一个中国工程师洗衣服、做饭，不要钱。工程师姓马，四十多岁，东北人，老实巴交的。老马一开始拒绝，说"不用不用，我们有洗衣房"。格雷丝不听，把他的脏衣服收走了，洗干净叠好送回来。

老马不好意思了，给她塞了五千卢郎，约合人民币三十块。格雷丝接了，笑着说"谢谢"。

从那以后，老马的衣服就归格雷丝洗了。

这事在项目部里传开了。有人说老马"有艳福"，有人说格雷丝"有心机"，有人说"别跟当地女人走太近，麻烦"。项目经理找老马谈了一次话，让他注意分寸，不要跟当地工人有超出工作范围的关系。

老马委屈地说："我就是让她洗了个衣服，我又没干别的。"

经理说："我知道你没干别的。但传出去不好听。而且你给钱了，这就变成雇佣关系了。你给五千，她觉得少了，下次要一万。你给了一万，其他当地工人知道了，都来找你要。到时候你怎么办？"

老马不洗了。格雷丝后来又去找了另一个中国技术员，被拒绝了。

我看着这些事，慢慢明白了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第二层：她们把中国人当成一种"资源"，一种可以改善生活的渠道。这种态度不丢人，也不卑鄙，就是一种生存策略。在卢旺达这样的穷国，外国人是稀缺资源，能接触到外国人的本地人，就有了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当地女人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笑容、体贴、语言沟通——来获取这些资源，是一种很现实的生存智慧。

但问题是，中国人和当地女人之间，隔着一道墙。

这道墙不只是语言和文化。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中国男人对"家"的执念。

我在卢旺达待了七个月的时候，收到了老婆的微信。

"志强，思思发烧了。三十九度二。我带她去看了，说是病毒性感冒。你那边忙不忙？"

思思是我女儿，四岁。我看着微信，心里像被揪了一下。

"忙。但没事。思思怎么样了？吃药了吗？"

"吃了。退了又烧。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五个月。"

"五个月……"

后面跟了一个省略号。我懂她的意思。五个月，太长了。她一个人带孩子，上班，做家务，累得半死。我在这里，什么都帮不上。

我放下手机，走到营地外面。基加利的夜空很亮，星星多。我点了一根烟，抽了半根，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想哭，是憋的。

在非洲的日子，表面上风平浪静。每天上班、干活、吃饭、睡觉。但内心深处，那种孤独是持续的、绵密的。不是那种大哭一场就能解决的孤独，是一种你明明活着、呼吸着、干着活，但你的根不在这里的感觉。

我想家。想老婆，想女儿，想济宁的煎饼卷大葱，想老家的炕。

但我说不出口。说出来就是矫情。一年二十多万，国内上哪挣这个钱去？

2020年，疫情来了。

卢旺达在3月份封了国。基加利封城，工地停工，项目部所有人员就地隔离。中国国内也封了，航班停了。我回不去了。

封城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困在营地里，不能出门。营地有围墙，有保安，但那种被困住的感觉，比孤独更难受。

当地工人也停工了。艾米丽回了自己的村子，格雷丝留在基加利，因为孩子要上学。

封城期间，项目部给当地工人发了一部分生活费。不是全薪，是基本的生活补助。因为公司知道，如果停工期间不给当地工人一点钱，他们可能真的会饿死。卢旺达没有储蓄习惯，大部分人赚一天花一天。停工一个月，家里就没米下锅了。

这期间，我看到了中国公司和当地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那么简单。在非洲，中国企业修路、架桥、建学校、打水井。这些工程带来的不只是就业机会，还有整个社区的改变。路修通了，村里的农产品能运出去卖。水井打好了，女人不用走五公里去河边挑水。学校建好了，孩子能上学。

当地女人对这些变化的感受，比男人更深刻。因为她们是挑水的人，是背孩子走路的人，是背着农产品去市场的人。路好了，水近了，她们的日子就真的好了一点。

所以，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第三层是——感激。但这种感激不是那种空洞的"谢谢"，而是一种很具体的、跟生活绑在一起的感激。她们不一定知道"一带一路"是什么，不一定知道"中非合作"是什么。但她们知道，中国人来了，路修好了，她们去集市的时间从两个小时缩短到了二十分钟。她们知道，中国医生来过他们的村子，给孩子们打了疫苗。她们知道，中国公司给了她们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比种地强。

这种感激，让她们对中国人心存善意。但这种善意，又跟第一层的"务实"和第二层的"资源"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情感。

不是单纯的好感，不是单纯的利用，也不是单纯的感激。是三者交织在一起，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2020年6月，卢旺达解封了。工地复工。我继续干我的测量员。

这一年，我开始学卢旺达语。不是因为想跟当地女人套近乎，是因为工作需要。翻译不可能时刻跟着我，我得自己跟工人沟通。我买了本卢旺达语教材，每天晚上在宿舍里背单词。学了半年，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了。

艾米丽成了我的"口语老师"。每天午休的时候，她教我几句卢旺达语，我教她几句中文。

"你好怎么说？"

"Ni hao。"

"Ni hao！"她学得很快。

"谢谢怎么说？"

"Xie xie。"

"谢——谢。"

她发音不准，但我听得出她在努力。

有一天，她问我："赵，你为什么来卢旺达？"

"工作。"

"你不想家吗？"

"想。"

"你老婆漂亮吗？"

我笑了："漂亮。"

"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

她点点头："那你为什么离开她们？"

"因为要赚钱。"

"钱比家人重要吗？"

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

"不是比家人重要。是没有钱，家人过得不好。"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2021年，项目进入尾声。六十公里的公路，从碎石路变成了沥青双车道，路基宽了，路面平了，标线画了，路牌立了。通车仪式上，当地村民来了很多，穿着鲜艳的衣服，载歌载舞。卢旺达的舞蹈很有特点，全身都在动，尤其是头和手。女人们跳得尤其欢快，笑声像铃铛一样。

通车那天，艾米丽也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跳得满头大汗。她跑过来拉我："赵，跳舞！"

我摆手："不会。"

"来嘛！"

我被她拉进了人群。一群当地女人围着我，教我扭腰、摆手。我笨拙地跟着动，惹得她们哈哈大笑。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在卢旺达的这几年，值了。

不是因为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这些人。这些笑着、跳着、流着汗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这条路变好了一点，而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

但我也看到了另一面。

2021年底，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格雷丝来找我。她的孩子生病了，需要手术，费用大概三十万卢郎，约合人民币一千八。她问我能不能借她。

我犹豫了。不是不想帮，是不知道该不该帮。帮了，开了头，以后怎么办？不帮，看着一个母亲为孩子治病求上门来，我过不了心里那关。

最后我给了她十万卢郎，约六百块人民币。跟她说："这是我能给的最多了。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她接了钱，说了谢谢，走了。

后来我听翻译小杨说，格雷丝找了好几个中国人借钱，有的给了，有的没给。她用这些钱给孩子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

小杨跟我说："赵哥，你别觉得她是在利用你。在卢旺达，这就是生活。她没有别的方式筹钱。她不找你借，找谁？银行？银行不借给穷人。亲戚？亲戚也穷。你能帮就帮一把，帮不了就别帮。但别觉得人家是在骗你。"

我说："我没觉得她在骗我。我就是觉得……复杂。"

"复杂就对了。"小杨说，"在非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复杂的。不像国内，亲是亲，友是友，分得清。这里，所有的关系都混在一起。感激、利用、友善、算计，你分不清。但有一条——你对她好，她记着。你骗她，她也记着。"

2022年，我续了一次合同。不是因为贪钱，是因为项目二期又来了——另一条公路，在卢旺达南部省。我跟着项目部转战南方。

南部省比东部更穷，更偏。路上能看到很多骑自行车的人，车后座上绑着香蕉、木薯、塑料桶。女人头上顶着东西走路，腰板笔直，步伐稳健。这是卢旺达女人的标志性形象——头顶重物，走路如飞。

我在南部省的项目上待了两年。这两年里，我看到了更多当地女人的生活。

有个当地女人，叫玛丽，三十出头，在工地上卖小吃。她自己做一种叫"ishikaki"的烤肉串，还有炸香蕉、煮豆子。每天中午，她挑着担子来工地上卖。中国工人喜欢买她的烤肉，因为便宜，一串五百卢郎，合人民币三块。味道不错，就是有点辣。

玛丽的老公在基加利打工，一年回来两三次。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种一小块地，卖小吃。她跟我说过她的梦想："我想攒钱开一个小店，在路边。不用挑着担子走了。"

我听了，没说什么。但我记住了。

2023年，项目部要撤走的时候，我给了玛丽一些启动资金——不是借，是给。我走之前去她的小店看了看。就在公路旁边，一间砖房，门口支了个棚子，卖烤肉、饮料、零食。生意不错，因为路修好了，过路的人多了。

她看见我，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赵！谢谢你！"

我摆摆手："是你自己能干。"

2024年，我在卢旺达的第七年。

项目二期结束了。我决定不再续约。不是因为赚够了，是因为想家。想得厉害。

七年，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一岁。人生中最好的七年，给了非洲。但我不后悔。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基加利。在基加利的一个中国超市里，碰见了艾米丽。她来买东西，带着一个小男孩，三四岁的样子。

"赵！"她看见我，惊喜地喊。

"艾米丽！这是你儿子？"

"对！叫杰森。"

"杰森？英文名字？"

"对！我给他取的中国名字叫志远。"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叫志远？"

"因为你。赵志强。志远，志向远大。"

我鼻子一酸。

"艾米丽……"

"赵，你要走了吗？"

"嗯。回中国。"

"你会回来吗？"

"不知道。"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从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是一张画。一个中国人，一个卢旺达女人，两个人站在一条公路上。公路两边是树和房子。天空画了一个太阳，太阳旁边写着"谢谢"。

"我画的。给你。"

我接过来，叠好，放进口袋。

"艾米丽，你以后有机会来中国。"

"中国太远了。"

"不远。心到了就不远。"

她笑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基加利在脚下越来越小，变成了一片绿色中的灰色斑点。

七年的记忆涌上来。红土路、测量仪、艾米丽的笑声、格雷丝的求助、玛丽的烤肉摊、通车仪式上的舞蹈、凌晨营地里的虫鸣、基加利的星空。

还有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的那种态度。

那种精明的、务实的、带着感激的友善。

她们不崇拜你，不谄媚你，也不排斥你。她们把你当成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改善生活的渠道。她们对你笑，给你做饭，教你语言，拉你跳舞。她们也会找你借钱，找你要工作，找你要帮助。

你帮了，她记着。你不帮，她也不恨。

这是一种很成熟的关系。不是朋友，不是亲人，不是主顾。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里，因为特定的机缘而产生的连接。这种连接不深，但真。

我用了七年才看懂。

2025年1月，我回到了济宁。

老婆老了。女儿大了。家里多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东西——新的沙发、新的电视、女儿的钢琴。我像个客人一样坐在自己家里。

女儿问我："爸爸，非洲好玩吗？"

我说："不好玩。但值得去。"

老婆问我："还走吗？"

我说："不走了。"

她笑了。笑里有泪。

2026年10月。我在济宁一家路桥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做技术顾问，不用出国了。工资比非洲低，但能陪着家人。

手机里还存着艾米丽的微信。她偶尔发一条消息，发一张照片——杰森长大了，小店扩建了，公路上跑着车。

我看着那些照片，想起七年前那个凌晨，飞机降落在基加利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红土路踩上去是什么感觉。

知道了卢旺达女人头顶重物走路为什么腰板那么直。

知道了"Murakoze"怎么说。

知道了在几千公里之外，有一群人，因为一条路，记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这就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