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才能的辩证

有才能的人往往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应该进入权力系统，起码应该做官。其实才能本身有一定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才和能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才的人很可能写文章比较流畅，甚至会成为著名的诗人，成为作家。尤其在古代，大多数诗人都是有才的人，不管是民间的诗人，还是宫廷的诗人，只要出名了，就算是有才。有才的人往往自视甚高，就像李白写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他又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同样一个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产生了不同的诗句，简直就是人格分裂，胡言乱语。可是他写的这样的诗适合于很多人，有怀才不遇的人就认为他写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定是对的，和李白有同感，不会成为权贵，居于社会底层的人，读书不少，但没有什么用处，就会认为李白写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有一定的意义，认为李白写出了居于社会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声。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有才的读书人寄居在权贵门下，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实际上立功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干得以施展，有了一定的能力。如果不能立功，就始终寄居在权贵门下，甚至辗转于权贵之间，始终被豢养，不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当然不算有能力。权贵以立功受赏来鉴别书生的能力。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以科举考试来鉴别书生的能力。当然还有举荐制度，那就是民间的诗人写成诗卷，投递给王公大臣。王公大臣认为诗人写得好，就举荐诗人做官。李白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做官的，只不过做官不到两年就被排挤出长安，只是有才却没能，或者说才气不小，能力却不大。

古代的书生学的是圣贤书，要向圣贤靠拢，要确立“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真做官以后，就没有这样伟大理想了。只是拼命搜刮民间财富，用于官场运作，这是一种强大的作官能力。只是凭借有才能，或者说读书破万卷，写诗词和文章都很好，就不能做好官。做官是一门学问，需要做官的书生从头琢磨，边琢磨边学，边学边做。有才的书生总是认为自己才气干云霄，可以办成天下很多事，叫做“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实际上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赵括纸上谈兵，还是马谡失街亭，都是有才无能的表现。这些书生会纸上谈兵，会制定一些军事谋略，却偏偏不具备带兵打仗的实控能力。他们总是想象战场很简单，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能取胜的。指挥士兵作战需要强大的能力，即便是带兵多年的将官，也有可能在打仗中失败。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作战思路，但战场瞬息万变，各种地形以及天气并不确定，人和的因素也不确定，不能完全把握战场因素，就有可能在战争中落败。书生不是武将，一般不能带兵打仗，如果非要带兵打仗，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书生只会纸上谈兵，会写诗词，会写文章，会编个小曲儿，这些和带兵打仗是两回事。即便书生熟读兵书战策，能写出自己的兵书战策，也不能带兵打仗，因为他们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知道军队到底应该怎样管理。

能文能武的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书生都只会读书写作，对于带兵打仗一窍不通。有的书生能够读懂兵书战策，能够排兵布局，却只是在大后方指挥，不能跑到一线去指挥。能在后方指挥，也能到前方指挥的书生算是有才能的。汉代的班超出身史学世家，投笔从戎，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平定五十余国，打通中断六十五年的丝绸之路，被封为定远侯，算是能文能武的将军。岳飞不仅能指挥士兵作战，而且能写诗词，算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明末抗后金的名将袁崇焕能文能武，创造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重创后金军，只是因为反间计，蒙冤而死，让后人唏嘘感叹。郑成功通读“四书五经”、《孙武兵法》，还能写诗作书，率军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三十八年的台湾岛，被称为民族英雄。其他的诸如明朝的于谦，清代的左宗棠以及曾国藩，都属于能文能武的将领。有才气就要用在现实中，验证自己的才气，这叫能力，不然只是会写诗作词，会写点文章，当然不叫什么能力，只能算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活动，或者说是文人的习性。似乎才气纵横的风格只能体现在诗词中，体现在散文中。写诗词和散文的都是书生，并不能带兵打仗，也不具备太多的实用主义特征。或者说只是自诩为才气很大，自诩为有才能，在诗词中空发议论，而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验证，那么这样的文人就不具备太多的社会意义。

虽然他们的诗词和文章可以鼓舞后代很多人，但他们并没有太大的能力，当然就只会唱高调了。南宋末年，朝廷十万君臣被元军赶到海上，大臣陆秀夫算是读书的种子，情急之下，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君臣十万人都跳海自尽，算是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后代对陆秀夫的行为褒贬不一，有认为他只是有才，却没能力，有认为他能力很大，居然背着皇帝以身殉国，实际上毫无必要。文天祥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垂青史，很多人都能背诵他这样的诗，算是他有才干，可是他的能力却没有多少人追究。他为什么兵败被俘，为兵败承担了多少责任，没人追究。如此来看，历史上的那些文学家大多都做过官，属于体制内的人物，大多有一颗耿直的心，被贬官。贬官之后，他们写诗作文，居然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处在人生的忧患境地，看到了很多事实真相。他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并不能左右皇帝的看法。不管是写《谏迎佛骨表》被唐宪宗贬官到潮州的韩愈，还是因为“乌台诗案”被一贬再贬的苏轼，都曾经对官场抱有幻想，有着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他们算是才气纵横，甚至苏轼一度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被贬之后，他们就一蹶不振了，总是要写忠君的诗，希望获得皇帝的重新启用。俗话说：“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老百姓生活不需要文武艺，帝王才需要，可是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有才能，就要替皇帝分忧解难，就要睥睨天下，指挥若定，实际只是活在自己高度自恋的世界中而已。

天下不是知识分子的，是皇帝的。如此一来，有才没能的知识分子就多了，尤其是那些历史上的文学家，只是才气纵横，能力却很小，根本不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忽略了官场腐败的特质，忽略了整个体制层面的落后，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有才无能，最终被排挤，被打压，而那些有能无才的或者才能兼具的已经完全被体制同化，处于仕途高位的时候，如履薄冰。如此来看，才能不是一回事，有才无能的书生比较多，有能无才的小人不少。有才有能的人并不多，即便有，也成了体制内的人物，没有改天换地的能力。似乎能消减了才，才支配了能，但才不能支配能的人着实不少，还很自恋，活在自己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