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大户给丫鬟发月钱，其实并不是心善，而是怕死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里有一句冷冰冰的话：「奴婢x人，律比畜产。」

八个字定了唐代奴婢的位置：不是人，是资财。同书卷四解释什么叫「生产蕃息」时举的例子是「婢产子，马生驹之类」。婢女生下的孩子和马生下的驹，在法律上归同一类，都算主人家的出产。

这么一批人，是不用发工钱的。资财不领月钱。主人不经官府擅杀奴婢，杖一百；奴婢过失杀主，绞。

唐律里，奴婢不算人

唐代把人口分成良与贱两类。x人里又分官贱和私贱，私贱主要是部曲、客女和私奴婢，奴婢处在最低一格。他们的法律特征可以列出五条：律比畜产、身系本主、当色为婚、有价买卖、附籍本主。

良贱之间隔着一道硬墙。唐律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以配合」，良人与奴婢通婚要判徒一年半，还得离异。奴婢也不许告发主人，除了谋反之类的大事，告主者绞；反过来主人告奴婢，哪怕是诬告，也不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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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批人，劳动没有期限，也没有报酬。后世给丫鬟发的那笔月钱，在唐代的这一格里根本不存在。

宋代把「婢」改成了「雇」

转折发生在宋代。

宋太宗时，京师有个市民跑到登闻鼓院击鼓，告自家的奴丢了他家一头猪，要求赔偿。这桩案子看着像笑话，实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主人告奴婢，等于承认奴婢是可以当被告的民事主体。唐律之下，这种事用不着报官，家法处置即可。

宋人自己也察觉到了变化：「古称良贱者，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到宋代，私家仆婢在法律上的称呼变了，男的叫「人力」，女的叫「女使」，来源主要是雇佣良家，经牙人说合，订立雇契。

契约上必须写明的三件事

雇，就得按雇的规矩办。

北宋规定「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契约上要写明雇佣的期限和工钱；南宋的法条是「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有研究者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材料指出，这类雇契最长不超过15年，期满可以自由离开。

期限一到，关系即告解除。宋代的契约惯例写得很具体：雇的是别人的妻子，期满送还其夫；雇的是别人家的女儿，期满送还本家；雇的是外乡人，期满送还其乡。不愿意留的，「年满不愿留者，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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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钻空子，南宋还专门立法，禁止品官之家把典雇来的女使假称养女立契，规避年限，违者雇主和牙保人一并科罪。工钱若被拖欠，本人不能直接告主，但家里人可以代诉。

到这里，月钱的性质就清楚了：它不是赏赐，是「雇」这个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之一。契上不写工钱、雇值不给，这层关系就立不住；而人口又不能买，白使唤一个人，在法律上无处安放。

工钱少到什么程度

发归发，数额极低。

据清代刑部档案抄件和刑科题本里土地债务类的材料，农业雇工的月工资大多在200文到500文之间，比手工业雇工更低。技术性强、强度大的工种能高一些：四川彭县雇工采药，月工资600文；浙江汤溪雇工种靛，700文；奉天海城雇工放蚕，17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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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笔钱和工钱不是一回事：一次性付给本家的身价银。那是买断性质的给付，按月发的雇值才是工钱。两笔钱并行，恰恰说明同一个屋檐下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身关系。

发不发钱，判的是两种罪

到了明清，工钱发不发、怎么发，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

明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定下一条分界线：「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乾隆年间修律时沿用并删改，定为本条：「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依雇工人论，只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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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又细化了一次：立有文契年限的，或者虽无文契但议有年限的，或者计工受值已满5年以上的，一律按雇工人定拟；临时短雇、工钱不多的，仍同凡人。此后乾隆三十二年、五十五年两次再改，五十五年那条把分界从「有没有文契年限」改成了「有没有主仆名分」：车夫、厨役、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的人，素来有主仆名分的，无论有无文契年限都算雇工人；农民雇来耕作的、店铺里的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平等相称、素无主仆名分的，一律按凡人科断。

身份差一等，量刑差得远。依清律，家长殴打雇工人，没打伤不追究，打伤了比照殴打凡人减一、二等治罪，殴打致死绞监候，过失杀不追究；反过来，雇工人殴打家长，哪怕没伤也是杖一百、徒三年，打伤绞监候，打死家长斩决。同是打死一个人，头上顶着的是「雇工人」还是「凡人」，判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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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拧巴的地方就在这里：短雇几个月、工钱不多的，按凡人论；立了文契、议了年限、按月领工钱的，反倒被算作雇工人，从此要守主仆名分。钱领得越正式，人越不自由。一个月200文到500文，买走的是劳动力，也顺手把人钉在一个法律认得出来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