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之最》——559位帝王另类排行榜（002）

底本依据：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帝王总数：559位（397位“帝” + 162位“王”）
涵盖范围：从上古传说到清朝，83个王朝（政权）
写作体例：每位帝王一个专属奖项，每篇不少于5000字
获奖感言规范：采用帝王所处朝代真实存在的国家机构、官职、传统说法，模仿颁奖礼套路，古今反差，庄重不失幽默

第002篇 黄帝——最会造车的帝王 引言

炎帝俯身，尝的是草。黄帝抬头，看的是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姿势。炎帝的“之最”，发生在口舌与脏腑之间，是向内、向下、向身体的深处去。黄帝的“之最”，发生在车轮与土地之间，是向外、向前、向大地的尽头去。一个问的是“什么能吃”，一个问的是“路在哪里”。

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三日不散，兵士不辨南北，阵脚大乱。黄帝造了一辆车，车上立一木人，无论车怎样转，木人的手永远指向南方。靠着这只手，黄帝的军队在大雾中找回了方向，擒杀了蚩尤。这辆车，叫指南车。

但指南车只是黄帝“造车”故事里最著名的一辆。在更古老的记载里，“轩辕”这个名号本身，就与车有关。《太平御览》引《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又引《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他不是造了一辆车，他是造了“车”这件事。在有车之前，人背着东西走；有车之后，东西跟着人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移动方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天下”尺度。

所以，第002号奖项，颁给黄帝。奖项名称：最会造车的帝王。这里的“造车”，不只是木匠意义上的造一辆车，而是在大雾中造出方向，在荒原上造出道路，在万国之间造出“可以抵达”这件事本身。

一、生平与时代

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他的出生，在《史记》中只有极简的六个字：“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但这六个字放在上古的语境里，已经足够沉重。一个“生而神灵”的人，注定不是来继承一个安稳的世界的，他是来收拾一个正在碎裂的世界的。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的部落联盟还在，但联盟的约束力已经散了。诸侯互相攻伐，百姓被暴虐，而神农氏作为共主，已经没有力量去征讨。这是一个秩序真空的时代。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谁的马跑得快，谁就能抢到更多的粮食和土地。

轩辕的反应，在《史记》里是一连串极有章法的动作：“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他没有先称王，没有先建都，没有先铸鼎。他先做了一件最基本的事：建立一支能动的武力，然后用这支武力去征讨那些“不享”——不来朝贡、不守秩序的诸侯。诸侯“咸来宾从”，不是因为他有天命，而是因为他能打，而且他打的都是该打的人。

但真正让轩辕从“一个能打的诸侯”变成“天子”的，是两场战争：阪泉和涿鹿。

阪泉之战的对手是炎帝。“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炎帝试图用武力压服诸侯，诸侯反而投向了轩辕。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然后“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教熊罴貔貅貙虎”不必坐实为驱使猛兽，它更可能是六个以猛兽为图腾的部族参战的记忆残留。“三战然后得其志”，说明阪泉不是一场击溃战，而是一场反复拉锯、最终以意志和耐力取胜的战争。

涿鹿之战的对手是蚩尤。“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蚩尤的“作乱”，在《尚书·吕刑》和《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中，都被追溯到“作乱百姓”。他不是单纯地与黄帝争位，他的行为直接破坏了联盟内部的基本秩序。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大雾来了，方向消失了，指南车出现了。

两场战争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个“尊”字，不是禅让的“让”，也不是世袭的“继”，而是打出来的共识。天子之位，在黄帝这里，第一次变成了“在万国之中被推举出来的、有能力维持秩序的那个人”。

但黄帝没有停下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未尝宁居”四个字，是黄帝一生的写照。他没有在一个固定的都城裡坐着统治。他一直在移动。

二、获奖理由：史实依据 大雾中的那辆车

指南车的记载，散落在不同的古籍中，细节略有出入，但核心情节惊人地一致。

崔豹《古今注》：“指南车，起于黄帝。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车。”

《古今图书集成》引《古今注》，文字几乎相同：“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

请注意“以示四方”这四个字。指南车的作用，不只是让某一个人知道南方在哪里。它是一面移动的旗帜，一个在混沌中可以被所有人同时看见的坐标。在大雾中，声音会散，旗号会乱，传令的人会迷路。但一辆车，车上立着一个永远指向同一方向的木人，只要它能被看见，整支军队就共享同一个“南方”。这是一种极原始的、却又极深刻的标准化：把“方向”从每个人的感觉里抽出来，交给一个不会迷惑的装置。

关于指南车的原理，后世有无数推测。有人认为它是利用齿轮传动的差速装置，有人认为它依靠磁石，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车上立一个由人暗中操控的木人。但无论原理如何，黄帝时代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辆精密的机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把“造车”与“定方向”牢牢地绑在了一起。车，不只是用来装载的；车的第一功能，是在失去方向的时候，给出方向。

“轩辕”这个名字

在指南车之外，黄帝与车的关联，更深地刻在他的名号里。

《太平御览》引《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引重”是把重的东西拉走，“致远”是把东西送到远的地方。这六个字，概括了车对人类文明的改造：在车之前，人能带走的东西受限于自己的肩膀和脊背；在车之后，人第一次可以把“重量”交给轮子，把“距离”交给道路。

同书又引：“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轩”是车上有帷幕的部分，“辕”是车前驾牲口用的直木。一个以“车”的构件为自己命名的人，一个把“车”变成自己身份标识的人，在中国帝王谱系中是绝无仅有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世本》中记载的一系列黄帝时代的发明，几乎都围绕着“移动”和“度量”展开：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 占日、占月、占星气，是在天空中标定方位和时间；造律吕，是在声音中标定标准；作甲子，是在时间中建立刻度；作算数，是在数量中建立尺度；著调历，是在一年中安排秩序。这些“发明”与“造车”共享同一个底层逻辑：在混沌中建立可重复、可传递、可共享的坐标。指南车是在空间中给出南方，历法是在时间中给出节气，甲子是在岁月中给出循环。黄帝的“车”，不只跑在地上。

合符釜山：车辙连成的天下

涿鹿之战后，黄帝做了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合符釜山。”

“符”是信物，一分为二，双方各持一半，合在一起作为凭证。“合符釜山”，意味着各地的首领带着各自的“符”来到釜山，与黄帝完成“合”的仪式。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庆功宴，而是一场确认关系的集会。在车马难通、言语异声的上古时代，把四面八方的首领召集到一个地方，本身就需要一种能力：让他们来得了，并且回得去。道路、车马、沿途的补给和安全，缺一不可。

合符之后，“邑于涿鹿之阿”。涿鹿之阿，是涿鹿山脚下的平地。黄帝选择在这里建立他的“邑”，不是因为这里土地最肥沃，而是因为这里可以抵达。一个可以被抵达的地方，才能成为万国来会的地方。

然后是他一生中最能体现“造车”精神的行动：巡狩。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东到海，西到空桐，南到长江，北逐荤粥。以当时的地理知识和技术条件，这不是一次浪漫的远游。这是用车轮和脚步，在东亚大陆上画出第一幅“天下”的轮廓。每一次抵达，都是一次确认：这个地方属于“天下”，这个地方的人可以被纳入“万国”的秩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没有固定的宫殿，他的宫室就是军营，他的都城就是移动的车队。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云是流动的，是不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却能覆盖天空的。以云为官名，或许正是对他那种“移动的统治”的一种隐喻。“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万国和”三个字，是黄帝造车事业的终点。车造出来了，路走通了，四方抵达了，然后，“和”才有了物理上的可能。

造车者的另一面：涿鹿神话中的应龙与女魃

在《山海经》的记述中，涿鹿之战被赋予了更浓烈的神话色彩。“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应龙蓄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掀起更大的风雨，黄帝又降下天女“魃”来止雨。这些名字——应龙、风伯、雨师、女魃——不是无意义的奇幻角色。它们是上古先民对自然力量的命名，也是黄帝“造车”事业的另一面：在指南车解决“空间中的方向”之前和之后，他同样需要面对“天气中的方向”。大雾让军队失去视觉上的方向，风雨让军队失去行动上的方向。应龙和女魃，是黄帝在另一条战线上“造车”的隐喻：当天空不给出方向时，他必须自己造出一个。

而蚩尤的形象，在后世的不同记载中远比“反派”复杂。《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在齐地的古史系统中，蚩尤不是敌人，而是黄帝手下明于天道的贤臣。这意味着，“造车”的故事里，蚩尤并非纯粹的破坏者。他也是一个知道“方向”的人，只不过他的方向与黄帝的方向在涿鹿之野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碰撞。黄帝的胜利，不是“有方向”战胜“无方向”，而是一种方向战胜了另一种方向。而指南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在多种方向并存且互相遮蔽的时刻，给出了一个可以被共同接受的基准。

三、历史评价

黄帝在后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奇特的“升格”过程。

在先秦的记载中，黄帝并非一开始就高高在上。孔子在回答子贡“古者黄帝四面，信乎”的疑问时，把“四面”解释为“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这是一种理性化的处理：把神话中的“四张脸”转化为政治上的“四方之治”。孔子没有否认黄帝的特殊性，但他把这种特殊性从神异拉回了人事。

庄子对黄帝则多有贬抑。在《庄子》的某些篇章里，黄帝被描绘为一个“竭聪明，尽智力”去营治百姓、却把自己搞得“焦然肌色皯黣”的人，直到他“放万机，舍宫寝”，退而闲居，才在梦中游于华胥氏之国，领悟了另一种治理的可能。在道家看来，黄帝的“造车”——无论是实物的车还是制度的车——恰恰是“有为”的开端，是对上古质朴状态的一种偏离。车把人带向远方，也把人带离了原地；方向被造出来了，但“无方向”的从容也失去了。

真正把黄帝推上“人文初祖”位置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黄帝列为《五帝本纪》之首，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判断。在他之前，儒家的正统叙事通常从尧开始。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亲自考察了与黄帝有关的遗迹和传说，然后决定把黄帝补入历史的开端。他给出的理由是：“其所表见皆不虚。”黄帝的事迹，也许掺杂了传说，但传说所指向的那个时代，那个从分散走向联合、从混沌走向方向的时代，是真实的。

《史记》对黄帝的总结，落脚在“土德之瑞”和一系列文明创造上：“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些功业没有一件是“造车”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但它们共享着同一个精神：把世界变得可以辨识、可以利用、可以传递。车是其中最具体、最可见的一件。它让“远方”不再是一个只能想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车轮可以滚过去的地方。

至于黄帝的结局，《史记·封禅书》留下了那个著名的传说：他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铸成的时候，有龙垂下胡须来迎接他。黄帝骑上龙背，群臣后宫跟着上去的有七十多人。剩下的小臣上不去，抓着龙须不放，龙须断了，黄帝的弓也掉了下来。百姓抱着弓和龙须号哭。后来那个地方叫鼎湖，那张弓叫乌号。

而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正文里，司马迁只写了四个字：“黄帝崩，葬桥山。”

一个“乘龙升天”的传说，和一个“葬于桥山”的记载，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部史书里。这或许正是黄帝最适合的结局：他造了车，把方向留给了人间，然后自己去了一个不需要方向的地方。

四、获奖感言

黄帝轩辕氏的获奖感言：

巫祝立于釜山之阳，四方首领皆至。轩辕氏受此誉，心中所念，非一车之巧。

蚩尤作大雾，三日军中不见五指。朕造指南车，非为奇技。为一军之人，共见一方。雾散之后，车辙所至，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天下非以兵威合，以车辙合。

此誉当归于造轮之人，归于驯马之人，归于每一个在大雾中仍肯向前走的族人。

朕尝铸鼎荆山，龙垂胡髯而下。朕登龙背时，回望人间，见桥山之上，已有车辙。此心可告天地。

布告四方，咸使闻知。

五、颁奖词

大雾来了。三天，或者更久。方向从所有人的眼睛里被抹掉了。

炎帝在尝草的时候，找的是“什么可以活”。黄帝在大雾里找的，是“往哪里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帝王。一个把身体交给草木，一个把身体交给道路。

他造了一辆车，车上立了一个木人。木人的手永远指向南方。这不是一件精巧的玩具，这是混沌中第一个可以被所有人共享的坐标。当所有人都看见同一只手，军队就不再是一群各自逃命的人，而是一支知道“南方在哪里”的军队。

然后他继续走。东到海，西到空桐，南到长江，北逐荤粥。他不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他的都城是移动的，他的宫室是军营，他的官名是云。他用了整整一生，把“天下”从一个模糊的词语，变成一条条可以被车轮碾过的路。

指南车的木人，后来被无数代人重新造过。马钧造过，解飞造过，祖冲之也造过。每一个造它的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你看不见方向的时候，你信什么？

黄帝的答案是：信一个不会迷路的东西。然后，一直走。

这就是黄帝。最会造车的帝王。他造的不是一辆车，他造的是“抵达”这件事。

【本篇史料依据】

1.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2. 崔豹《古今注》：“指南车，起于黄帝。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车。”
3. 《太平御览》引《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4. 《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
5.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6. 《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7.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
8.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
9. 《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