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
纵观二人获奖的学术成就,离不开一个总的核心主题: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的每一个消费者、普通人,必须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才能真正制定出适合当下的政策。
看似高深的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比如是否加息降息,应当是从一个个平凡家庭的账本里生长出来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几年越来越“为普通人说话”,这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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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些年来的一系列危机,导致经济学家们“向下寻找答案”
近几年诺奖持续呈现出一种“向下看”的趋势:2023年关注女性劳动力市场,2024年讨论制度与繁荣,2025年回到创新驱动增长,2026年又聚焦家庭和企业决策。
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总是高高在上的,越来越学术化,沉迷于总量模型和精致方程。
但金融危机、疫情、全球需求减弱、阶级固化、贫富分化不断发生,通胀更是成了近几年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难题。
这些现实,让经济学家们开始脱离过去的象牙塔,走向普罗大众的真实体感,从他们的细微经验中寻找经济学的答案。
在以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泾渭分明,但今年获奖的两位学者就是致力于寻找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点。在宏观条件之下,不同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有的人资产升值,有的人工资停滞;有的人能借到钱,有人却连应急资金都没有。
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宏观政策只锚定平均数来制定,就很有可能误判真实的情况。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让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追问:宏观政策发出来的补贴,到底是会转化为消费还是被还债?降息会刺激民间投资还是只推高资产价格?
低利率作为近些年常用的一种宏观工具,在低利率之下到底谁会受益,是普通人还是资本?
现实的答案,往往指向“宏观政策对普通人可能没有理想的那么友好”。
所以这二位学者也主张,宏观政策必须重新理解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
在他们的理论下,政府应当更准确地预测和引导公众行为,个体化的普通人也是经济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总体而言,2026年诺奖是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宏观经济学,得看见具体的人。
在过去,具体的人的行为总是被宏观化,但家庭如何安排开支、企业如何判断成本、劳动者如何面对不确定性,这些细小的境况和选择,往往被淹没在宏观的大潮中。
现在,当普通人被看见,政策才会更加切合实际,而不是仅仅成为依靠抽象宏观数据做决定的“悬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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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从统计关系回到人的选择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总是习惯用总量关系解释世界。
这样的经济学模型显得很简单粗糙:失业高了通胀就低,收入增加了消费就提升。所以带来的宏观政策也是很简单直接的:经济冷了就降息,热了就加息。这套思路把复杂的经济运行做了高度的简化,不过当年也确实有用过。二战前后的经济,本身就陷入极端的停滞或者发展,所以简单粗暴的政策也总是显得有用。
但1970年代开始,两次石油危机让经济学变得复杂。
能源价格暴涨影响到了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涨价的同时减产,还开始减少招聘,导致高通胀、高失业和低增长同时出现——也就是滞胀。
滞胀成了市场经济最大的噩梦,左右为难的宏观政策根本没办法处理这种棘手的情况,凯恩斯主义也不再是万用灵丹妙药。
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学模型忽略了人的细微行为。
因为你政策一变,无数个家庭就会重新安排他们的消费计划,企业会重新判断定价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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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是指宏观模型不能只看过去的数字,还要理解人如何根据未来预期调整行为。
霍尔的贡献,就是把消费从过去经典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的简单因果之中单独拿出来。
他认为,家庭并不是被动地按当月的收入花钱,而是根据当下综合的收入与资产情况,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期,安排当下的消费。
预期的悲观与乐观,成了理解消费的核心因素。
消费增加这件事,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一次性的奖金和长期加薪。就算是收入增长的数额一样,最后带来的消费改变也还是会完全不同。
人们事实上是在根据对未来一段时间已知的所有信息在消费。
比如一个人知道自己明年工资不变,但公司的业务据说在收缩,那么他可能今年就已经决定要减少消费了。
再比如一个人被通知明年加薪,从月薪8千元加到9千元,那么他可能也会在今年就提前开始增加家庭消费。
这些预期也会被打破,那些意外的“黑天鹅”才会在未来改变消费方向,消费的变化也会因此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
说白了就是:今年消费多少取决于对明年和未来的收入预期到底乐观不乐观,除非出现非常意外的情况(比如公司突然倒了或者家庭有人生大病),才会临时改变消费预期。
就拿现在常用的宏观政策来说。发券刺激消费之下,有的人拿到补贴会立刻改善生活,但有的人却会选择无视。
霍尔的研究,目标就是让宏观政策制定者看见这种细微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均匀落在每个人身上,起到你想要的刺激效果。
宏观政策想要提振消费,真正要做的不是频繁地根据现在的消费数据去做调整,而是真正看见普通人对未来的预期,他们悲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让普通人对未来乐观起来,其实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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