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传第三章 父执风范：段文昌的宰相之路

段成式传第三章 父执风范：段文昌的宰相之路

作者：段旭初

段成式往上数，家世里最亮的一笔，除了六世祖段志玄，就要数他的父亲——段文昌。

段文昌，生于公元773年，卒于835年。他是中唐名臣，一生起起伏伏，最终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我们先看看他走过的路。

段文昌年少时，家里并不宽裕。祖上的荣光，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淡了不少。开国功臣的后人，未必代代都能保住家业。

但段文昌没有躺平。他是靠自己读书、考功名，一步一步，从底层走上来的。

他文才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年轻时候，就在文坛有了名气。后来步入仕途，靠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祖上的荫庇。

他的仕途，有一段时间在四川。公元799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段文昌从荆州出发，前往蜀地，进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韦皋是当时手握重兵、镇守西川的一方大员，能进他的幕府，说明段文昌的才干，已经被看得上的人赏识了。

也就是在蜀地这段时间，段成式出生了。所以段成式的童年，其实是在四川长大的。

段文昌在幕府里历练多年，慢慢崭露头角。后来的路，越走越宽。等到了唐穆宗朝，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是宰相。

段文昌凭自己的本事，做到了一个封建时代文人能做到的顶点。

到了唐文宗朝，他又进封为邹平郡公。此后，他以“使相”之尊，先后出镇淮南、荆南、剑南西川——这几处，都是当时大唐的重要藩镇、富庶之地。一方大员，坐镇要冲，这是极高的信任，也是极高的地位。

从穷书生到宰相，从幕僚到使相，段文昌这一生，是一部很典型的晚唐士人奋斗史。

但他身上，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一提——他能全身而退。

晚唐的官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朋党倾轧、宦官弄权、藩镇割据，哪一个都能要人命。多少名臣，今天还在高位，明天就贬到天涯海角，甚至丢了性命。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路做到宰相，又能安稳地出镇地方、保全自身，这是非常难得的本事。

段文昌为什么能做到？

一是他有真才实学，靠本事吃饭，站得稳。二是他懂得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贪、不恋、不钻牛角尖。

这份通透，这份知进退，是段文昌留给孩子最宝贵的东西。

段成式从小就看着父亲——一个出身并不显赫的人，是怎么靠读书和才干，一步步走到朝堂顶端的；又是怎么在波诡云谲的官场里，稳稳当当走完一生的。

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印在段成式的成长里。

所以段成式对“读书”这件事，有非常深的认同——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可以安身立命。他也对“官场”这件事，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官场很危险，权力很无常，争来争去，未必有好下场。

这些认知，不是空谈，是他亲眼看着父亲的一生，一点一点悟出来的。

而且，段文昌给了段成式一样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游历天下的机会。

父亲宦游四方，段成式就跟着父亲，从蜀地到长安，从淮南到荆南，走遍了大唐的半壁江山。这份经历，对别的孩子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对段成式来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

段旭初和朱霜霞

崔秋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段文昌靠读书走完了自己的路；段成式则在父亲的荫庇下，既读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最后长出来的，就是《酉阳杂俎》那样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

不过，父亲留给段成式的，远不止这些。

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段文昌“以读书立身”的样子，深深印在了段成式的心里。

段文昌不是靠门第混上去的。他年轻时候家里并不宽裕，是靠一篇一篇文章、一次一次科考，硬生生闯出来的。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这个世上，真正靠得住的东西，是自己读进脑子里的书、长在身上的本事。别的，都有可能会变，唯独这身本事，别人抢不走。

这个道理，段成式记了一辈子。

所以他后来做官，不做那种尸位素餐的官，而是在秘书省、集贤殿认认真真读书校书，到地方上做刺史，也认认真真治民理政。他这一生，始终没有丢下“读书”和“做事”这两件事。

父亲让他看到了“读书”的力量，也让他看到了“做官”的另一面。

段文昌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做到宰相，又出镇地方，功成身退。这中间，他一定见过太多官场的险恶。这些，段成式看在眼里，也就早早懂了：官场这条路，不好走；权力这东西，靠不住。

于是，段成式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他不钻营，不攀附，不站队，不当那种为了升官什么都肯干的人。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真正喜欢、也真正有长久价值的事上——读书、记录、著述。

从某种意义上看，段文昌成就了段成式，也提醒了段成式。

他用前半生的奋斗，告诉儿子读书有多重要；又用后半生在官场的浮沉，提醒儿子，官场的名利，不必太过执着。

父亲用他的经历，也给了段成式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

世家子弟，最怕的，就是躺在祖上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

段文昌自己是从底层苦读上来的，他最清楚：门第可以给你一个起点，但不能保证你一辈子。真正能让一个人立得住的，是自己的本事和品行。

所以，他大概从小就会告诉段成式：你可以借家里的光，但不能只靠家里的光。你得自己长本事，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段成式记住了。

他后来一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积累、著述的脚步。他没有因为出身名门就懈怠，反而比一般人更用功、更执着。这份清醒和自律，跟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段文昌既是段成式的引路人，也是段成式的反面镜。

引路，在于教会他读书立身；反面镜，在于让他看见官场的浮沉与无常，不至于被名利迷了眼。

一门父子，两代风流。

父亲用一生，在朝堂上立起了一个“宰相”的名字；儿子用一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部“奇书”的名字。

各有各的功业，各有各的不凡。

段成式带着父亲留给他的这些，继续往前走。

父亲，是段成式一生的底色。

他学父亲的才学，也学父亲的分寸；他承父亲的人脉，也承父亲的风范。

公元835年，三月，段文昌在成都去世。那一年，段成式已经三十岁上下。父亲走了，家族的担子，落到了他肩上。那一年年底，段成式带着家眷，离开成都，回到长安。

父亲留下的，不只是勋贵世家的门第，更是一套做人的道理：靠真本事立身，懂分寸处世，知进退保全，读书传家。

段成式带着这些，继续往前走。

这里，我们不妨再多想一想，段文昌作为一个父亲，对段成式最深远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三个字：不靠天。

段文昌的一生，处处都在告诉儿子一个道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东西上，无论是门第、是运气、还是别人。真正可靠的，永远是自己。

他不靠祖上，所以自己闯；他不靠侥幸，所以真用功；他不靠攀附，所以站得直。他用自己的一生，把“靠自己”这三个字，活成了活生生的教材。

段成式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也做到了。

他没有躺在段家的门第上混日子，没有借着父亲的人脉去钻营，没有靠着凌烟阁祖上的名号去招摇。他选择了靠自己——靠自己的读书，靠自己的积累，靠自己的著述。

《酉阳杂俎》能写成，靠的不是段家的名望，而是段成式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观察、记录、整理。这才是真正的“不靠天”。

所以，我们说段文昌是段成式一生的底色，并不夸张。

他给儿子留下的，不是多少家产、多大名声，而是一种立身的态度——认真读书，踏实做事，不靠祖上，不慕虚名，守住本心，走自己的路。

这种父教，比任何家产都宝贵。

而段成式，也用自己的一生，把父亲的这份教诲，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化作了流传千年的《酉阳杂俎》。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父与子吧。

父亲在前面立起了榜样，儿子在后面接过了传承，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份家风，又往前传了一代。

段文昌的仕途，是一面照见晚唐官场的镜子

我们讲段文昌，不只是在讲段成式的父亲，其实也在讲晚唐官场的一面镜子。

段文昌这一生，从幕僚做到宰相，又从宰相出镇地方，几起几落，却始终能全身而退。这在大唐，尤其是在晚唐那种凶险的环境里，是非常罕见的。

晚唐的官场，有多少人栽在朋党之争里？多少人今天还是宰相，明天就被贬到天涯海角？多少人因为站错了队，连累整个家族？段文昌能安安稳稳走完一生，本身就说明，他有一套过人的为官之道。

这套为官之道，概括起来，大概是这么几点。

一是靠真才实学立身。段文昌不是靠攀附、靠钻营上位的，他是靠一篇篇文章、一次一次政绩，实打实走上去的。所以他站得稳，别人挑不出毛病。

二是知进退、懂分寸。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段文昌拎得很清。他不贪恋权位，该放手时能放手，所以不会因为贪而栽跟头。

三是不卷入无谓的争斗。晚唐的党争，段文昌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但他始终守住分寸，不过度卷入，不把自己押在某一个派系上。这样，无论朝堂怎么变，他都能保全自身。

这份为官智慧，段成式是看在眼里的。

他后来做官，身上就有很多父亲的影子：靠本事吃饭，不靠攀附；守得住本分，不贪不恋；不卷入党争，不拿身家性命去赌。

可以说，段成式后来能在晚唐的官场里，稳稳当当走完一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父亲留下的这份为官智慧。

父亲走了，路还要自己走

公元835年，段文昌去世。那一年，段成式三十多岁。

对任何一个儿子来说，失去父亲，都是一件很沉重的事。尤其对段成式来说，父亲既是靠山，也是引路人。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他从此要独自面对这个动荡的时代了。

那一年年底，段成式带着家眷，离开成都，回到长安。

回到长安，住进修行里的祖宅，他大概会有一种“从此要靠自己”的感觉。

父亲留给他的，不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庇护，而是一套立身的本事、一份做人的底线、一种处世的智慧。

这些，比任何家产都值钱。

往后的几十年，段成式就是靠着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传下来的家风，又往前传了一代。

段文昌的“平蜀”与从相到镇的为官路

我们讲段文昌，还要讲一件他任上的大事，那就是“平蜀”。

段文昌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政绩，是在蜀地。

他曾出镇剑南西川。蜀地，是唐代西南的重镇，地位极其重要。段文昌治理蜀地，颇见才干。后来蜀地有事，朝廷又派他去处理。他用了手段，也用了耐心，把蜀地治理得妥妥帖帖。

所以，史料里说，段文昌“深得蜀人之心”，在蜀地声望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段成式会和蜀地有那么深的渊源——他出生在蜀，后来又两度入蜀，跟着父亲在成都生活了不短的日子。

可以说，蜀地，既是段文昌施展才干的地方，也是段成式出生、成长的故乡。

段文昌这一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相”到“镇”。

他做过宰相，位极人臣；后来又被派出去，到地方做节度使。从中央到地方，几起几落，他都能适应，都能干得好。

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有的人，当得了宰相，当不了地方官；有的人，只会做地方官，到了中央就懵了。可段文昌，既能居庙堂之高，又能处江湖之远，两头都干得风生水起。

这份“能上能下”的适应力，段成式也继承了。

他后来做官，也是从京城到地方，再从地方回京城，来回奔波，却始终稳当。这份稳当，就带着父亲段文昌的影子。

父子的“为官底色”为什么如此一致

我们再往深里想一想：为什么段成式和段文昌，为官的底色，会如此一致？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风。

段文昌做官，靠真本事，不靠钻营；段成式做官，也是如此。

段文昌做官，知进退、守分寸；段成式做官，也是如此。

段文昌做官，不卷入无谓的争斗；段成式做官，同样躲开了党争的是非。

这一条条，几乎一模一样。

这不是巧合，而是段文昌把自己一生的为官之道，言传身教，传给了儿子；段成式耳濡目染，把这些都学了下来，变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

家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它不是写在墙上的条文，而是长辈怎么做，晚辈看着、学着，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段文昌用一生，活给儿子看，什么叫“正派的读书人该怎样做官”。

段成式接过了这根接力棒，也用一生，活出了同样的样子。

一个家族，能几代都出正派、能干、守得住本分的人，靠的，就是这份代代相传的家风。

而这份家风，也正是我们读段成式、读段家时，最值得细细品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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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的家世、生卒、官历、著述及史料出处，均以正史与相关古籍为准，凡涉争议之处以学界通行说法为据。个人解读仅代表本人观点，供交流参考；如与权威考据有出入，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