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斌 | 走向现代：史学遗产的承继与嬗变

走向现代：史学遗产的承继与嬗变

朱洪斌

南开大学

著名史家蒙文通考论中国古代史学，视哲学思辨为古典史学进步之源，“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由此他提示中国史学之盛，凡有三期：晚周、六朝和两宋。（《中国史学史·绪言》）这一识见颇具宏阔的学术视野。循此而论，晚清民国兴起的“新史学”（现代史学）应为中国史学史的第四期“盛世”。20世纪初叶，梁启超、章太炎等启蒙思想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批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史学的政治历史观，率先倡议改造中国史学和重写中国历史，揭开“新史学”狂飙突进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史学的发展愈益迅捷，突出地表现为思潮流派之争鸣、名家名著之奔涌、学科体系之完善、专题研究之深入、理论方法之多元。1945年，顾颉刚回顾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道路，豪迈地宣称史学是各门学科中进步迅速并最有成绩的一门。

新史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归结为：运用一系列现代观念和科学方法，重新梳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发掘其演变规律及文化特质，构造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新史学运动中，科学化是最重要的发展趋向，西方现代性冲击充当了关键性的推手。中国现代史学的各种思潮及其流派，无一不是发源于19世纪以降西方思潮的渐次引入与曲折回响。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梁启超语），中国人的观念、制度和社会生活面临重新定向，历史意识、历史书写也悄然发生深邃的转变。

不过，西方因素固然是中国现代史学诞生的重要一环，但中国社会与学术文化的变迁，并非简单地依照“刺激—反应”模式展开，而是存在着内外诸多因素的交织和互动。在域外新知的激荡下，传统史学的概念、命题和思想借助于“批判性阐释”和“创造性转化”，演变为现代史学内部极具活力的史学传统。现代史学的这一复杂面相，在既往的研究中虽有关注，却远未获得绵密深刻的系统考察。徐国利教授长达百万字的专著《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研究》，紧扣这一核心议题，在问题意识、分析方法、理论阐释等方面别具匠心，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突破和思想创见。

其一，问题鲜明，构思缜密。作者开宗明义，揭破史学变迁的一大核心问题：“如何看待传统史学及其与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关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主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现代史家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观出发对传统史学及现代史学关系所形成的多元化认识；二是指传统史学对现代史家建构中国现代史学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基于以上思路，全书框架设计如下：第一章为引论，以新史学先驱梁启超和章太炎为考察对象，提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大思潮对于现代史学构建的深远影响。上编《多维历史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考察新考据派史家、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派别史家等四派史家的传统史学观。下编《历史解释与传统：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第六章至第十章），从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论、史学编纂理论、文史观和史体论、经世致用论等五个方面，归纳和解析传统史学对于现代史学建构的具体作用。第十一章“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理论阐释”为全书结论，对这一议题展开综合分析和理论深化。

其二，辩证考察，剖析通透。本书依循思潮流派与典型史家相结合的考察路径，注重不同流派之间和同一流派内部的史家思想的辩证分析。不从思潮和流派入手，很难反映现代史学的全局和潮流，以及个别史家的地位和意义；不解剖代表性史家及其史学论著，也难以窥见史学变迁的多元趋向和实质内涵。作者的处理，可谓至当。本书凸显现代史家的历史文化观，作为划分史学流派和统摄史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依此将现代史家分为四大派（类）别：新考据派史家、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无法归入这三大派别的其他类别史家。不同流派的史家继承和发展的史学传统各有千秋：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做了全面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继承发展，新考据派史家主要继承传统考据方法和史书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对“通史家风”、传统经世论、文史观做了间接的和形式上的借鉴，其他史家则对传统史观、史学方法、通史编纂理论多有汲取。作者把王国维、陈寅恪归入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并指出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存在两种类型，这一点亦颇具卓识。

其三，创新学理，突破旧说。作者敏锐地指出：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及其与现代史学关系的认识体现不同的理性特征和价值趋向。新考据派史家崇尚科学实证主义，体现一种工具理性思维。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趋向于人文道德的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史家主张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征。其他派别史家在总体上倾向于工具理性。以历史解释学和传统学考察传统史学对现代史学建构的作用，书中细致总结为四点：一是传统史学构成现代史家认识的“前见”，形成他们认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关系的视域。二是在现代史学的建构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传统史学在建构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三是中国传统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对现代史家认识传统史学及其与现代史学的关系有直接影响。四是传统史学具有多方面的现代价值，成为现代各派史家建构现代史学的丰富思想资源。

其四，立意深远，引人深思。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及发展，一方面有来自中国文化及史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得益于中西文化、学术及史学的交融渗透。作者于《后记》中提及，系统考察和深入阐释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建构及发展的关系，不能局限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还要兼具“古今中西”的史学和文化的视角。这是颇有远见的学术观察。类似发人深省的内容，书中俯拾皆是。现代各派史家通过重写中国历史的学术实践，展示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握，并在各具特色的历史建构中或明或暗地透露出强烈的文化信念与社会理想。为发掘中国现代转型的本土文化基因，新考据派史家致力于阐扬18世纪的考据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钟爱于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则憧憬于“新儒学”或“新宋学”的昌明。这些兼具“实然”与“应然”的学术论断，构成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史学未来走向的“前见”，这些恰恰是本书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6年9月16日第16版「书评周刊·文史」栏目，原题《史学遗产的承继与嬗变——〈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研究〉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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