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3日，江西弋阳城外，解放军第13军发起攻击，第68军军部已经陷入混乱。城中两名身穿黄呢子大衣的军官还在试图组织抵抗，很快便被解放军分队捕获。被俘者不是普通军官，而是第68军副军长王志远和参谋长杜大中。
弋阳一战，看似只是一个军的溃败，背后却牵出了国民党军队在渡江前后的复杂心态：有人想守，有人想逃，有人想保存实力，也有人盘算着带部队投向解放军。第68军三个师的不同结局，正是这种混乱的缩影。
渡江战役前，长江防线名义上绵延数千里，实际兵力却难以覆盖。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部署约70万人，分属白崇禧集团和汤恩伯集团。防线过长，部队不足，一个师往往要承担几十公里江防任务，稍有突破，附近部队便难以及时增援。
更棘手的是，指挥层本身就各有打算。白崇禧与蒋介石长期不和，首先考虑的是保存桂系力量；汤恩伯虽然是蒋介石信任的人物，却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和撤退通道上。上层尚且如此，下面的军师长自然不可能人人抱定死守决心。
第68军属于汤恩伯集团，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是西北军出身。早年在冯玉祥麾下时，他从基层军官逐步升起，对旧日上司一直怀有感情。刘汝明曾说，自己从一个小卒走到高级将领，离不开冯玉祥的提拔。因此，他对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的亲近感。
刘汝明并非没有打过硬仗。长城抗战期间，他所部在罗文峪作战，曾取得较为突出的战果。抗战后期，他又凭借多年积累的军事实力升至上将。只是到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时候，他更看重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手中的部队能否完整保存下来。
淮海战役期间，第八兵团主要活动在蚌埠一线，虽然奉命执行过进攻宿县、救援黄维兵团等任务，但没有遭到决定性打击。黄维兵团覆灭、杜聿明集团被围后，刘汝明奉命向长江方向撤退，随后承担江防任务。
他心里明白，长江并不是一道真正牢不可破的屏障。于是，第68军军长刘汝珍被安排在铜陵至九江一带负责防务。刘汝珍是刘汝明的弟弟，长期跟随兄长从军，能够担任军长，与家族关系和部队资历都有联系。
有意思的是，兄弟二人的判断并不完全相同。刘汝明倾向于带兵南撤，不愿公开起义；刘汝珍却知道，继续作战未必能保住性命，于是曾通过关系与解放军方面接触，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配合行动。
渡江战役前几天，刘汝珍还向副军长王志远以及秘密联络人员作出过承诺。可到了真正决定命运的关头，他又犹豫起来。起义或许能保存部队，却很可能失去军职和地位。对一个长期依靠军队立身的将领来说，这个选择并不轻松。
据相关记载，刘汝珍曾对身边人说：“跟着哥哥走，或许还有一条路。”这句话，正反映出他的矛盾：他知道大势已变，却不愿承担改变阵营的代价。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全面展开。刘汝明与刘汝珍商议后，决定把第68军三个师各留下一个团负责阻击，主力则向东南方向撤退，并与其他部队汇合。这个决定意味着，江防任务实际上已被放在次要位置。
部队一撤，原本就松散的防线迅速失去支撑。第119师、第143师在追击中遭到重创，两名师长张勋亭、阎尚元被俘。第81师虽然还保有一定兵力，但官兵已经清楚，继续向南突围并不等于能够脱险。
王志远和杜大中被俘后，向解放军方面说明了第68军内部的情况。第13军副军长陈康判断，王志远有争取第81师的可能，便让他写信给师长葛开祥，劝其停止抵抗。信送到后，葛开祥没有继续观望。
此前，葛开祥就曾当面质问刘汝珍：“军座，您过去多次说要带部队起义，现在为什么还在向南撤？再不决定，大家都走不了了。”刘汝珍没有正面回应，反而更加迟疑。
弋阳失守后，葛开祥选择率部放下武器。刘汝珍担心自己被部下控制，带着少数处长和警卫向东南逃跑。至此，第68军三个师出现了三种结果：第119师和第143师遭到歼灭性打击，第81师接受改编，刘汝珍则带着残部继续南逃。
一路撤到厦门时，第68军只剩下五千余人，后来虽补充了人员，建制也难以恢复原有规模。厦门局势恶化后，刘汝珍先行离开，残余部队在刘广信指挥下作了短暂抵抗，随后撤往台湾。
刘汝明兵团最终有一万六千余人抵达台湾，在当时大批部队覆灭的背景下，确实算是保存较多。但这份“保存”，依靠的并非江防取胜，而是判断撤退时机、迅速脱离战场。此后，第八兵团逐步被裁撤，刘汝明兄弟也失去了原有的军政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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