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冢——1 941年克里特岛空降战役（7）

盟军撤向霍拉斯法基翁

当天下午，也就是干尼亚陷落之际，韦维尔批准了韦弗雷贝格向南穿过山脉撤向霍拉斯法基翁的计划。韦维尔最初希望弗雷贝格向东和雷西姆农和伊拉克利翁守军汇合，然后共同撤退，但弗雷贝格怀疑这可能正中林格尔下怀，所以韦维尔不得不同意了弗雷贝格的方案。当天晚上，克里特部队司令部人员乘坐轿车和卡车翻山越岭向霍拉斯法基翁进发。

在弗雷贝格前往霍拉斯法基翁以后，韦斯顿留在了指挥部，但是他的能力有限，加上漫天流言和通信不畅，使得瓦西和哈格斯特不得不自己制定计划。他们分别把所指挥的旅撤退下来，冲向斯蒂洛斯，然后向东南经苏达前往霍拉斯法基翁。他们的撤退非常及时，因为5月28日凌晨第85山地步兵团就重新发动了进攻，并穿越了山地切断了干尼亚-雷西姆农公路，击溃了新西兰第5旅和澳大利亚第2/7营匆忙建立的阻击阵地。

双方爆发了激战，但是一小股山地步兵设法迂回到了新西兰军阵地侧背。按照德军的教范，山地步兵的进攻战术是和敌人保持接触，一旦辨认出敌阵地位置，那么就把机枪和迫击炮部署在两翼的高地位置，居高临下对敌进行打击。这种战术可能花费时间，但正好印证了林格尔的格言--“多流汗少流血”。火炮和迫击炮被部署到前沿，重新发动进攻，终于迫使新西兰人向南撤退。

盟军向霍拉斯法基翁撤退，1941年5月27日至30日

5月28日，另一个战斗群，维特曼战斗群(也被称为维特曼前卫群,包括第95摩托车营、第95侦察营、第95装甲歼击营一部以及一些摩托化炮兵和工兵部队，总数约400人)，沿着海岸公路向伊拉克利翁前进，准备在抵达之后和伞兵汇合以夺取机场。维特曼战斗群设法越过苏达村,推进了5公里，但是在大卡利维亚附近遭到了“莱部队”A营一部和新西兰第28营一些毛利人的阻击。盟军部队很快被迫后撤到巴巴利哈尼,A营余部试图在该地组织一条新的防线。另外一个营(D营)仍在苏达附近断后，试图迟滞敌军，经过两次混战，D营损失惨重，被彻底打乱。

第85山地步兵团第1营继续和维特曼战斗群平行前进，第2营则在斯蒂洛斯附近遇到了盟军阻击阵地。然而，在D营营长精神崩溃以后，负责阻击的两个营不得不合兵一处。该部盟军和澳大利亚第2/8营一起被迫从阿米尼撤退，第85山地团第1营蹑踪紧追，两辆从伊拉克利翁来的“马蒂尔达”坦克企图在巴巴利哈尼附近挡住维特曼战斗群以及第85团第2营和第3营。德军最终利用英军坦克燃料耗尽的机会，从阵地西侧包抄，击退了阻击部队。

撤出伊拉克利翁

28日拂晓后不久，查普尔准将在伊拉克利翁附近的司令部召集了所有营长。在那里他们得知西部的战局已经恶化，皇家海军准备当晚展开撤退行动。对黑卫团的皮特凯恩中校来说，这个消息特别刺耳，他麾下最出色的连长米斯塔尔·汉密尔顿少校曾经说“只有岛上艾达峰开始下雪的时候，黑卫团才会撤出克里特"，而汉密尔顿后来被迫击炮炸死。第14步兵旅的感觉是非常丢脸，他们让那些曾经英勇奋战的克里特人失望了。而更多人的反应是震惊得默不作声。盟军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撤退，因此只能将大批装备炸毁，包括轿车、卡车、野战炮和单兵装备,而弹药以及汽油则被设置成诡雷或者付之一炬。许多轻武器和弹药被分发给当地的克里特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进行抵抗。

两名抛弃了汽车的司机徒步向南撤退，由于崎岖的道路和德军的追击，盟军在希腊的狼狈一幕再度在克里特上演

由于各营中经验丰富的士官存在，撤退进行的井然有序。而布劳尔对盟军的行动还一无所知。21时30分，盟军开始向港口集中。两小时后，海军上将罗林的舰船抵达伊拉克利翁，但是巡洋舰只剩下了两艘,“阿贾克斯”号由于在空袭中受伤而返回亚历山大港,“猎户座”号和“狄多”号巡洋舰在港口外，由驱逐舰充当运送兵员的渡船。每艘巡洋舰搭载了1000名士兵之后，驱逐舰开始转身回去继续装运。在翌日凌晨2时45分,3486人全部登船。但启航一个半小时以后,“帝国”号舵轮被卡住,“热刺”号返回来搭载其水手和乘员，然后用鱼雷将其击沉。不幸的是，由于等待“热刺”号返回，舰队撤退时间被大幅拖延，期间它们一直处在德国空军的作战半径内。

当6点太阳升起的时候，英国人在曙光中发现了第一波来袭敌机。敌机持续轰炸了六个小时,“赫里沃德”号驱逐舰被首先击中搁浅。“猎户座”号很快也步其后尘,炸弹穿透了三层甲板，在容纳1000名士兵的船舱中制造了一场浩劫:260名士兵被炸死，上百人受伤。那些自愿使用布伦机枪进行对空射击的士兵倒是比较幸运。“狄多”号被击中了两次，一枚炸弹炸毁了一座炮塔，另外一枚炸弹击穿了甲板，在塞满士兵的餐厅里爆炸，超过100人死亡，他们或者被炸死，或者在火势蔓延到弹药库以后被熏死或者被涌进船舱的水溺死。

一些人留了下来，比如巡逻队或者在克诺索斯军医院的伤员，他们此后和海岸南部的阿盖尔萨瑟兰团一部汇合，而伊拉克利翁最终在5月29日几乎兵不血刃地被德军占领。

雷西姆农的陷落

在雷西姆农，5月28日一早，一艘登陆艇载着司令部的海格中尉从苏达湾抵达,由于当晚“莱部队”的登船,苏达湾以及“克里特部队”司令部一片混乱，海格并没有没有带来撤退命令，只是告诉坎贝尔带队撤到南部海岸的霍拉斯法基翁。此时，坎贝尔并不知道其它地段的局势，而军人的职责告诉他，在正式的撤退命令下达前，他必须要坚守雷西姆农机场。不幸的是，支援该部的2辆坦克在攻击派里沃利亚附近德军支撑点的战斗中被击毁，所以这位营长事实上已经没什么机会沿海岸公路撤退。向攻击苏达的方案也被放弃了，因此坎贝尔只能继续坚守机场以免其落入敌手。

为了解救被围部队，并且继续向伊拉克利翁进攻，林格尔命令维特曼集群向着雷西姆农挺进，从卡斯泰利登陆的部分坦克(来自第5装甲师麾下的第31装甲团)负责配合。在斯皮利亚附近战斗结束以后，他们继续向东，为第141和第85团提供支援，于5月29日进入了雷西姆农。德军认为要等装甲车和炮兵上来以后才能继续进攻，而澳大利亚军队则仍然据守着山地的南端。当天晚上，他们不断用灯光向海上拍发莫尔斯电码，祈求皇家海军能前来救援，但海面上一片平静，零星的炮弹划破夜空。

马莱迈海岸的战俘收容所，德军总共抓获了17090名战俘， 其中希腊军队和美国军队各占大约二分之一

第二天 德军的火炮开始发威，雷西姆农山顶的盟军阵地顿时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同时，雷西姆农机场也遭到了空前猛烈的打击，坎贝尔率领的澳大利亚第2/1营在堑壕里瑟瑟发抖，这位营长通过野战电话和第2/11营营长雷·桑多瓦尔少校进行协调，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继续进行战斗除了徒增伤亡之外毫无意义，因此决定投降。桑多瓦尔同意结束无意义的战斗，不过认为应该给部下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次交谈之后，两名营长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坎贝尔率领全营700名官兵投降。桑多瓦尔则和另外13名军官、39名士官和士兵在山间坚持了数个月，直到一艘潜艇协助他们逃往埃及。

维特曼集群并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而是再次启程，第3伞兵团的一群士兵加入了他们的队列，很快他们便在伊拉克利翁附近遇到了据守在那里的第1伞兵团的一支巡逻队，随后一路占领了机场和小镇勒拉皮特拉。他们没遇到多少盟军部队，此时后者正忙着沿南部海岸的霍拉斯法基翁撤退。5月29日，德军发现在岛的整个东部都再也没有盟军了，5月30日，他们迅速开始调头向南，加入对盟军主力的追逐。

霍拉斯法基翁大逃亡

从伊拉克利翁撤出以后，皇家海军又出动4艘驱逐舰从霍拉斯法基翁撤出了大约1000名官兵。同时，盟军主力继续向南方跋涉，由澳大利亚第19旅和新西兰第5旅轮流掩护。他们饱受疲惫与饥渴之苦，从弗雷斯耶斯翻山越岭抵达阿希富平原。德军第100山地团的两个营紧随其后追击，但遭到了顽强抵抗，此外，后者还必须顶着烈日行军，很多人脱掉了冬季夹克和裤子，穿上了缴获的英式热带制服。在攻占阿希富村时，山地步兵还洗劫了村中最富有的住户，穿上了女式的刺绣短裤，把衬裙盖在头上，以此躲避烈日的炙烤-这使他们看上去更像一群小丑，而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

这名澳大利亚士兵的经历可谓传奇，他没有及时登上船队，靠着两个锡罐和一个木箱漂到了目的地北非的马特鲁港

在阿希富平原的南部尽头是英布罗斯山口，它的存在隔断了海岸地区和内陆，公路从山口延伸过去，然后在一道海边的绝壁上中断。这条路最末端的一段相当险峻，基本上只相当于一条在巨石上的羊肠小道，上面随处可见被抛弃的车辆，证明这里曾经有一支军队来过。

“克里特部队”司令部在公路下的岩洞里栖身。普蒂克在5月29日赶到这里，弗雷贝格立即和他会面，告诉他离开克里特，同时韦斯顿将指挥后卫部队。他称赞了弗雷贝格并且说:“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5月29日夜，盟军进行了规模最大的撤退活动，金海军上将率领“月亮女神”号,“珀斯"号,“加尔各答”号和“考文垂”号四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以及突击队运兵船“格伦吉尔”号抵达，利用后者携带的大量登陆艇，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便有6000人逃生。

在亚历山大港，一名新西兰伤员被战友们抬下舷梯。

5月30日德军继续发动进攻，一直前进到距离斯卡基昂不到三英里的地方，此时岛上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落入德军手中。当天早上，新西兰第5旅从悬崖上撤下来，乘坐从亚历山大返回的“月亮女神”号和“阿布迪尔”号巡洋舰撤退。在和韦维尔会面之后，坎宁安决定冒险再前往克里特，尽管地中海舰队在围绕该岛的战斗中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损失:“重造一艘军舰只需要三年，但重铸皇家海军的传统则要三百年，撤退行动必须继续!”听到这句话，舰队中顿时爆发出阵阵欢呼，在地中海舰队的餐厅内，军官们甚至这样祝酒:"为了三军--光荣的皇家海军、从不出场的皇家空军和撤退的陆军!”

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向护送他从克里特岛撤至埃及的新西兰士兵致谢。

在最后一次撤退行动中，金海军上将的舰队在3点离开了斯卡基昂，带出近4000人。他们安全抵达目的地，但防空巡洋舰“加尔各答”号在快抵达亚历山大港时被击沉。弗雷贝格少将于5月30日乘水上飞机离开。留在岛上的最后一些盟军于6月1日9点奉命投降，至此德军完全控制了克里特。

余波

在克里特盟军撤退以及投降之后，克里特岛被分成了两个区城。德国占领区主要包括西部地区，包括干尼亚、雷西姆农和伊拉克利翁，另外还有意大利占领区，包括东部的西提亚和拉西锡。意大利占领军为锡耶纳师，司令部位于尼波利斯，他们对百姓的态度相对宽容。德国卫戍司令部位于干尼亚，首任司令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空军军官--亚历山大·安德烈将军1942年他被前伞兵第1团团长布鲁诺·布劳尔接替;1944年春令人憎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又取而代之，后者是上述几位司令中最为残忍的一个。

在此期间，陆军第22机降师在1942年夏天被调到克里特，很多德国军官认为动用这么精锐的部队执行占领任务纯粹是浪费。战争期间，克里特卫戍部队的兵力波动很大，这取决于其它战场的局势以及入侵的危险性。在1943年，这里的驻军达到顶峰，为75000人，并在1945年5月10日投降以前逐渐回落到10000人。

毫无疑问，克里特居民强烈的反抗让德国人倍感震惊，在大多数地方他们都受到了欢迎(尽管是言不由衷的)，但在桀骜不驯的克里特人眼中，这些人纯粹是一群野蛮的入侵者。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岛屿和自由而战，从1941年夏天就开始组织抵抗中心，并尽可能地收拢留在岛上的英国军队，并为其撤离提供掩护。这种氛围也为特种作战提供了舞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44年4月26日对第22机降师师长海因里希·克莱佩的绑架。英国突击队员假扮成德国交通警察拦下了这位将军的座车，最终用潜艇把他运到了北非。同时，岛上的机场、哨所和兵营也不断遭到袭击，频繁的作战令岛上驻军疲于奔命。

从德军入侵之时起，剽悍的克里特岛民就自发地抵抗入侵者，图为被俘的抵抗分子。

抵抗活动的不断升级使克里特居民遭到了残酷报复，很多村庄被付之一炬，所有嫌疑犯都被草草处决。在战后中，人们将德军的占领称为该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据统计,超过8000名无辜平民在所谓的“清剿”和“惩戒”行动中丧生，更多的百姓不分老幼被投入监狱，或是被运往欧洲充当奴隶劳工。暗无天日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10日，当天,克里特守军代表在伊拉克利翁签署了文件，向英军第28步兵旅投降，但岛上的战事却持续到了这年秋天。几乎是在协定签署后的第一天，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便对政府军和英国占领军发动了一连串的袭击。

照片摄于1941年6月2日，即德军完全占领克里特岛的第二天，将所谓“抵抗分子”进行枪决。

1945年9月29日，100名新西兰远征军的官兵在伯纳德·弗雷贝格少将的带领下回到克里特，凭吊逝去的战友并追寻昔日浴血奋战的时光。盟军阵亡将士公墓在岛上建立起来，它周边环绕着树丛和灌木，在平缓的阶梯上种植着整洁的草坪，一直伸向蔚蓝的苏达湾。而德军的战争公墓位于马莱迈附近的107高地。每当克里特战役纪念日，老兵们都会不远万里故地重游。他们全体集中，组织严密，一如过去的军队。他们要凭吊的人当中包括了布鲁诺·布劳尔，布劳尔的遗体是应老兵们的要求从雅典迁来的。

在1946年，他和穆勒被引渡回到希腊，均受到指控在克里特犯下了战争罪，穆勒因其残暴而臭名卓著，而布劳尔则对所作所为有所忏悔，但两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而处决的日期被刻意推迟到了入侵克里特的6周年纪念日--1947年5月20日。布劳尔的死使得舆论大哗，因为他在占领期间只扮演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行刑与其说是伸张正义不如说是泄愤，而包括首任要塞司令安德烈在内的许多要犯都逃脱了死刑，有的甚至没有承受任何牢狱之灾。但布劳尔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或许，从跃出机舱踏上克里特的土地时，他便做好了因此而失去生命的准备。

在今天提到克里特战役时，历史学家们最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血腥”。这一点从伤亡数字中便可见一斑。德军虽然是战役的胜利者，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22000人的突击部队中有6500人伤亡，其中4041人阵亡或失踪，参加行动的Ju 52有三分之一被击伤或击毁。英军和英联邦军队伤亡为5479人(3579人阵亡)，大约12000人被俘，而希腊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皇家海军共有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航母、2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被重创，人员损失高达2000人。皇家空军在战役中损失了47架飞机。至于在战火中殒命的平民更是不计其数。

德军空降部队装备精良，但作战计划由于情报问题而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所以从一开始便蒙受了惨重伤亡，整个行动一度陷入困境。如果没有冯·里希特霍芬指挥的第8航空军的有力支援，以及基层军官出色的指挥能力，那么克里特战役必定会以德军的惨败告终。而盟军方面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士气和装备虽然不及德军，但有着明显的数量优势，可是上级的不作为抵消了一切。

纵观整个克里特战役，盟军指挥官不仅未能认识到空降部队的威胁和弱点，也没有抓住机会发动一次强有力的反击。没有一个盟军高层指挥官的表现能用出色来形容，唯一的例外坎宁安也一直遭到空袭的困扰。克里特的失败表明，盟军指挥官太缺乏进取精神，对战局的判断经常慢一拍，这样他们就没法战胜那些身先士卒的德国同行。另外，韦维尔的指挥也受到了来自伦敦，特别是首相丘吉尔的政治干涉，这使得他实际上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指挥战斗。

被枪杀的抵抗分子尸体。德国驻军之后也就陷入了以暴制暴的循环之中。

除了指挥不力之外，英军在克里特的失败还必须归咎于英联邦军队体制上的缺陷。教条僵化、反应迟钝、通讯不畅、缺乏对情报的合理判读，甚至在战斗打响后英军仍然认为主要威胁是两栖登陆。从法国到克里特再到北非战役，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着。不仅如此，盟军还没有确定明确的防御计划，所有事情都直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岛上的防御是匆忙建立的，英国人当时在北非和中东竭尽全力苦战，因此没有多余的人力和物力支援这个小岛。这就决定了盟军士兵们的努力将注定会是徒劳无功。

德军克服了巨大的后勤困难取得了胜利，证明了他们的韧性、灵活性和决心，但严重的损失使希特勒命令禁止再大规模动用空降部队，这宣告了德国空降作战的终结，除了小规模战斗之外，在此后的战争中，伞兵一直被当做精锐步兵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里特成为了“德国伞兵的坟墓”,斯图登特在战后曾这样痛心地表示:“对我来说，克里特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当我提出攻势的意见时，全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实际发展；不仅因此损失了众多伞兵……也意味着德国空降部队的最终死亡，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我本人!"

从某种角度来看，克里特的士兵们付出的都是无谓的牺牲，盟军士兵努力像狮子一样战斗，但却难以弥补上级的无能;德国伞兵们虽然用生命换取了胜利，但讽刺的是，如果准备充分，如此巨大的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他们用鲜血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并证明自已无愧于精锐之名，随后四年的战斗中他们继续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特质。盟军士兵的努力则标志着一个开端,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他们正在重整旗鼓，只要怀着无所畏惧的心态战斗，他们也能给骄横的对手以迎头痛击，正是依靠毅力和从中汲取的经验，他们最终赢得了整个战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