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基斯坦修路5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在巴基斯坦修路5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叫赵国栋，今年四十三，河南洛阳人。二零一九年三月到二零二四年四月，我在巴基斯坦待了五年零一个月，在一家中资路桥公司做事，承包的是他们国家公路局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一个标段，海拔两千多米，沿着印度河上游往下走，一边是雪山一边是悬崖。

我干的活是机械调度，管着十几台自卸车、两台挖掘机、一台平地机，手下带着四十几个当地雇员。我们那个项目修的是一条三十七公里的山区二级路，中间要过三座桥，其中一座是钢桁架桥，光这座桥我们做了十四个月。

先说一件事，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这个如果不先说清楚，后面那些事你没法理解。

巴基斯坦的教育里、电视里、路边的标语牌上，写的是这么一句话，每一个巴基斯坦人从小就会念：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山高，比阿拉伯海深，比蜂蜜甜。这句话我第一次看到是刻在路边一块水泥牌子上，字都掉漆了，我们的翻译阿卜杜勒念给我听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个话他们说得太多了，你们可能听着假。

我没有觉得假。我跟你说几个我们日常遇到的事。

我们的车在路上走，要经过十几个检查站。只要有我们的白牌车上贴着项目标志，哨兵一看是中国人的车队，抬杆就放，从来不查。有一次我跟着当地一个土方老板的车走，同一个人同一个哨卡，当地车排队四十分钟，查完还得登记。

我们去他们的镇上买东西，走在街上，会有人停下来要求合影。不是小孩，是四十几岁的男人，穿着他们的民族长衫，留着胡子，走过来先敬个礼，说一句兄弟，能不能一起照张相。这个过程每天能碰见两三回。我们那个项目上的大车司机老李，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这辈子在国内没被人要求合过影，到这儿成了半个明星。

还有一次，我们的车在山谷里爆胎，那是冬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到二十分钟，路过的两辆车都停下来了，其中一辆车上的人二话不说从后备箱拿出工具，帮我们换。换完我们想给钱，对方脸都变了，说这是侮辱。

这种事干五年，人会变。你会开始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惯性，我后面会说到它怎么坑了我。

好，这是男人。男人那边的事情好理解：国家层面的友谊，加上中巴经济走廊那些年投的钱，中国人在他们国家是被当成恩人和兄弟的，这个是真的。

我要说的其实是另一件事 —— 女人。

我在巴基斯坦的头一年，几乎没有见过当地女人的脸。

这话听着夸张，但这是真的。我们的营地建在印度河边的一片台地上，周围有三个村子。我在那里一年，能见到的人全是男的：村里的老人、放羊的孩子、小卖部的老板、过来找活的青壮年。女人不出来。不是不劳动，恰恰相反，地里干活的、放羊的、背柴的、打水的，很多都是女人，但她们在远处，在半山腰，在院子深处。我们中国人的车路过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穿着深色衣服的身影，转身走进屋子里去，或者拉起围巾把脸的下半 part…… 不对，是把脸的下半部遮住。

所以在二零一九那一年，我脑子里其实没有题目里这两种感觉。那会儿如果有人问我巴基斯坦女人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我只能回答：我根本没见过她们。

真正的开始是二零二零年。

那年三月巴基斯坦开始封锁，我们的航班彻底断了。我从二零二零年一月到二零二二年三月，连续二十六个月没有回家，这是后话。

封锁的直接影响是：当地的经济停了。我们的项目因为要保持进度，变成了封闭管理，中国人不出去，当地雇员进来要测体温。周边村子的人本来就靠着这条路吃饭 —— 给项目送砂石、跑运输、卖菜，一夜之间全停了。

四月份，中方经理带着我们几个去村子里发东西。发的不是钱，是面粉、食用油、糖、奶粉，每人一份，按户头的女主人名字发。

就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成群的当地女人。

那天她们排成一队，站在村委会院子的一侧。男人们在另一侧，隔着三十米。队伍里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有十几岁的女孩。她们大部分穿着宽大的民族长衫配灯笼裤，头上搭着长围巾，年纪大的会多围一层。

我们是发东西的那一方，她们是来领的那一方。按道理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合。

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她们看着我们的时候，眼睛是亮的，而且她们在笑。不是那种应付的笑，是真的。年纪大的老太太会隔着队伍跟我说话，乌尔都语我听不懂，但我看得懂她的手势和她的脸。有一个老太太领完面粉，把袋子扛到肩膀上（那一袋十公斤，她扛得很稳），然后转身过来，用她的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说了句什么。阿卜杜勒翻译给我听：她说你们来了，我们的孩子今年不会饿。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一天是怎么回事，一个陌生国家的老太太，跟我说的是"你们来了"。

那天发完东西回去，我就开始想题目里这件事了。

第二个关键的事，是我在罕萨遇到的一个人。

我们项目的后半段搬到了罕萨河谷那边。那一带的居民跟巴基斯坦大部分地方不太一样，他们属于伊斯玛仪派，教派上更偏向别名 Ovo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确说，总之就是当地的规矩比白沙瓦那边松一些：女人外出不用大面积遮脸，女孩上学普遍，很多女主人在自家的店里招待客人。

我在罕萨认识了一个人，叫法蒂玛。她是我手下运输队一个叫阿里的年轻人的姐姐。阿里在我们工地上做自卸车的助手，二十一岁，人特别机灵，汉语跟着我们学会了几十句。二零二二年夏天，阿里在我们营地卸砂石的时候，被车斗里滚下来的石头砸了小腿，开放性创伤，骨头没断但是伤口很大。我们自己的工地医生给他清创、缝合，处理完以后按程序转去了吉尔吉特的医院，住院七天，所有费用是项目出的。这在我们的制度里是正常操作，工伤由雇主负责，跟是不是中国人没关系。

阿里出院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把他姐姐带来了。

法蒂玛那年三十一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阿联酋打工，四年没回来过。她是由她弟弟带着、并且经过她丈夫在电话上同意以后，才来见我们的。这个流程我一开始不懂，后来才明白：一个巴基斯坦女人要跟一个外国男人说话，这几道手续一道都不能少。

她带来的东西是自制的：一罐酸奶，一盘炸三角，还有一叠他们那边的一种薄饼。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办公室门口的桌子上，然后站得远远的。她对着我们说了很长一段话，阿里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一句也没翻译。我问阿里你姐姐说什么。阿里憋了半天，说了四个字：她说谢谢。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说的远不止谢谢。是两年以后阿里才告诉我的。他说他姐姐那天说的是：我弟弟活着回来，是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扔在路上。我知道别人家的雇主会怎么做。

你听听这个话。这话里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她说的是"我知道别人家的雇主会怎么做"。她是对照着说这句话的。在他们的经验里，一个底层的、没有背景的年轻工人受了重伤，被扔在路上，是很正常的。

从那以后，法蒂玛每隔一段时间会让阿里带东西过来，季节性很强：五月杏熟了带杏，七月杏干，秋天带核桃。我们每次要给钱，阿里死都不收，说姐姐会打他。有一年冬天，她托阿里给我带了一双她自己织的毛袜子，那种当地式样的，脚脖子很长。她说我冬天在雪山底下蹲着看机械，袜子得厚。

那双袜子我现在还在，放在洛阳家里的抽屉里。

好，我说到这里，都不是最核心的东西。这些都是个案。

真正让我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的，是我们项目上的一个中国女人。

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我们项目来了两位中国女同事。一个是资料员，二十五岁，姓周，四川人；一个是医生，三十六岁，姓崔，东北人，接替上一任工地医生。

我跟你们说一件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事。

崔医生上任以后，为了让前 changed 为了让项目上的中国员工做体检，同时也因为当地的妇幼保健实在太差，她每个周三下午在营地的医务室给周边的村民免费看诊。这个项目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半，看了将近两千人次。来看病的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

但是真正震撼我的不是看病这件事。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崔医生自己开车。她开着一辆项目上的皮卡，我去过戈壁 project，不对 —— 她开着皮卡在工地上跑，去各个标段看病人，自己一个人。有一次我看见她在河边洗车的坐垫，卷着袖子。

第二件：更早的一次，我们去白沙瓦那边办事，路过一个村子，正好赶上当地有婚礼。婚礼是男女分开的，男人在外面的院子跳舞，女人在屋里。小周当时跟着去的，穿着工地的工装。婚礼的女方家属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她也拉进了屋子里去。她后来跟我们描述，说她被二十几个女人围住，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能不能自己出门？你一个人坐车没有人陪行吗？你丈夫同意吗？你自己挣钱吗？

小周回答说，我能，我男朋友，我自己挣钱。

她说屋子里安静了一下，然后那二十几个女人一起笑了，有几个哭了。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孩拉着她的手不放，一直摸她的工装袖子。

那次以后小周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篇文章的全部重心。她说：赵哥，我以前以为她们对中国人热情是因为中国人有钱。今天我才知道不是。她们看我的眼神，跟看男人完全不一样。她们是把我当成一个证据 —— 证明一个女人可以那样活着。

你看，这才是题目的真答案。

我在巴基斯坦这五年看到的所谓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我后来把它拆成了三层。

第一层最少，但它最真：具体的、个人的、欠了人情的那种。法蒂玛就是这一层。她给的东西、她说的话，全部指向一件具体的事 —— 我弟弟受伤那天，你们没有跑。这一层最重，因为它是一对一的，是拿命换的。

第二层，是给"被允许的对象"。这一点我一开始理解不了，是阿卜杜勒跟我说透的。他说你想想，一个巴基斯坦女人在这个社会里，她能对谁大方地表达善意？对同村的男人不行，那是会引起一切麻烦的事。对西方人不行，那里面的东西太复杂，而且她也没有机会接触。只有中国人可以。中国人在这里是被整个社会盖章认证的兄弟，是安全的，是外来的，而且 —— 这个是关键 —— 是短暂的。路修完就走了。所以这是一种可以放心交付出去的情感：不怕欠，不怕被误解，也不用负责到底。

第三层就是小周说的那一层：羡慕。这一层她们自己可能都说不清。她们看见的是一个穿着工装、自己开车、自己挣钱、说话不用看别人脸色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刚好跟那些修路的男人是同一个国家来的。她们对这个女人的热情，里面有一半是给她们自己的女儿的。

我说到这里必须补一句难听的实话，不然这篇文章就成了吹牛。

这三层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它不是热情，是期待。

我们在巴基斯坦的这些年，中国工人的旧衣服、空塑料瓶、废纸箱在附近村里都是抢手的。有人会主动过来跟我们套近乎，握手、合影、说话特别好听，然后请你给他们找一份工作，请你下次带点东西，请你给他们的孩子一点药。这些东西到最后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交易语法。

我刚开始不爱承认这个。我觉得承认了，前面说的那些就都被污染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本来就是一回事 —— 一个穷了一辈子的村子，它表达友好的方式，只能是把自己最看重的机会交给你，同时希望你给它一点回报。这个不是虚伪，这是穷人的礼数。

真正要小心的不是她们的期待，是我们的自恋。我在那边待了五年，身边出问题的中国人不少，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同一个：把当地的友好当成了自己配得上。有人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人开始对当地雇员的女人多看几眼，有人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有人捧。这些人在当地最后都不是栽在大事上，都是栽在这上面。中国人在这个国家摔跤的，大部分不是被外面的人算计了，是被自己那点飘飘然算计了。

我二零二四年四月回的国。走之前一个月，法蒂玛托阿里带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把她大女儿的照片带着，她想让中国女人看看她女儿。那年她女儿九岁。

我在洛阳现在做点零散的活，大部分时间在家。这边的日子很平常，早起吃碗汤，去菜市场，下午晒晒太阳。我开始学做饭，因为我老婆说我在巴基斯坦五年吃当地饭吃惯了，回来吃她做的嫌没味。这是实话，我现在还能吃辣醋拌的那种沙拉。

有时候晚上出门散步，我会想起印度河的水声。那条河在我们营地底下流了五年，声音是那种低低的、轰轰的响，夏天涨水的时候整夜不停。还有罕萨五月的杏花，那条河谷两侧全是杏树，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是白的，然后花瓣掉进引水渠里，顺着水流走。

我自问我这五年得到了什么。钱肯定是挣了一点，但我不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把一件事看懂了：一个人对你好，不一定是因为你了不起。有时候是因为你刚好站在了一个位置上，让他可以安全地、体面地把他的善意交出去。

巴基斯坦的女人对一个中国修路工热情，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关于我赵国栋本人的。是关于中巴友谊那块掉漆的水泥牌子，是关于骨折的阿里被抬上车那天没人跑，是关于崔医生自己开的皮卡，是关于法蒂玛的女儿。

我只是一个恰好站在中间的人。

要说我在那边五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不把这份热情往自己身上揽。它给得越多，你越得站得正。这是我在那条河边上的山谷里，用五年学会的唯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