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牺牲后，他对宋任穷愤怒质问：打碉堡还需军长亲自去，难道不能阻拦他？

　　1936年4月14日，山西中阳县三交镇前线，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倒在一处距敌军碉堡约300米的山头上。枪声还没有停，消息已经传到指挥所。政委宋任穷一时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想到，清晨还在部署战斗的军长，转眼间已经牺牲。

　　刘志丹并非喜欢冒险，而是长期形成了亲临一线的指挥习惯。前方进攻受阻，敌军机枪依托碉堡持续射击，普通的口头报告很难说明地形和火力配置。他决定到一团阵地察看，宋任穷曾劝他留下指挥全局。

　　“军长，前面危险，还是我去看吧。”

　　刘志丹没有同意。他带着参谋、警卫员和作战科长裴周玉向前沿走去。到了阵地后，他仍觉得观察角度不够，便登上一处小山头。这个位置能看清敌军碉堡，却也暴露在射击范围内。

　　敌人的机枪很快发现了目标。

　　一阵猛烈扫射后，刘志丹胸部中弹。裴周玉冲上前将他抱住，警卫员急忙寻找救治办法，但子弹击中了大动脉，伤势过重。刘志丹当时还保持着清醒，只留下了一句与战斗有关的话：“告诉宋政委，继续消灭敌人，一定要拿下三交镇。”

　　这句话传回指挥所时，宋任穷面对的不是追悼，而是尚未结束的恶战。三交镇是黄河沿岸的交通要地，敌军在镇内外修筑了多处工事，部署团部、营部和炮兵力量，几座碉堡彼此呼应，红军此前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

　　宋任穷赶到前线时，刘志丹的遗体已经被抬下山。战士们得知军长牺牲，情绪极为激烈。有人主张立即强攻，也有人担心部队伤亡过大。宋任穷没有让部队陷入无序冲锋，而是重新调整攻击方向，集中兵力打击敌军薄弱处。

　　经过激战，红二十八军终于攻入三交镇。胜利的代价却十分沉重，部队伤亡较大，刘志丹也永远留在了这片山地。战后，有人认为红二十八军损失严重，是否还有必要保留建制，成为摆在上级面前的问题。

　　宋任穷对此态度明确。这支部队由陕北地方武装逐步发展而来，战士熟悉当地地形，也有长期作战经验，不能因为一次战斗损失就轻易撤销。经过考察，红二十八军的建制被保留下来，宋任穷接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刘志丹与宋任穷的合作时间并不算长，却处在陕北革命力量整合的关键时期。刘志丹熟悉西北社会和群众关系，宋任穷则有井冈山斗争、长征和政治工作的经历。一位善于在地方扎根，一位擅长组织部队，二人的配合，使红二十八军很快成为陕北重要武装力量。

　　得知刘志丹牺牲后，中央领导对这件事十分震动。根据有关回忆，毛泽东曾严肃追问宋任穷：“打碉堡还要军长上，不能拦下他？”这句话既有责问，也包含对刘志丹牺牲的痛惜。军长不应轻易置身最危险的位置，指挥员的职责是调度全局，而不是代替普通战士冲击每一处工事。

　　但刘志丹的选择，也与当时红军的作战条件有关。部队装备有限，通讯手段落后，许多战场信息必须靠指挥员亲自判断。对陕甘边区的红军而言，刘志丹不仅是军事指挥员，还是群众熟悉的“老刘”。他的出现往往能够稳定部队，也能让地方群众相信这支队伍不会丢下他们。

　　1903年，刘志丹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汤镇。青年时期，他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西北开展武装斗争，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南梁以及陕北各地的武装力量，正是在长期斗争中逐渐连成一片。

　　1936年4月23日，刘志丹遗体运回瓦窑堡，周恩来主持了追悼活动。6月，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纪念这位牺牲时年仅33岁的红军将领。后来，红二十八军经过改编，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宋任穷继续率部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又投入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志丹留下的遗物并不多，身上只有党内文件和缴获的香烟。对于一名长期带兵作战的将领来说，这个细节比许多宏大的评价更能说明问题：他把个人生活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把能够调动的力量都用在了部队和根据地的生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