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1月，深圳先科公司展厅外，工作人员刚铺好红地毯，叶华明却顾不上检查设备。他反复叮嘱大家，参观路线可以调整，安全和实效不能马虎。因为即将到来的客人，不仅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他近40年未曾谋面的长辈。
邓小平南巡期间，深圳方面安排他考察国贸大厦、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先科的走廊原本有台阶，工作人员连续忙了几天，重新修出一条平坦通道，旁边摆上鲜花。这个细节很朴素，却说明当时接待工作的重点，并不只是场面，更在于让老人能够真正走进生产现场。
邓小平抵达深圳后，行程比原定安排更加紧凑。年近88岁的他没有把时间全用在休息上，而是坚持到街头、商场和企业看看。对深圳而言，这次考察意义重大；对先科而言，则是一场对企业技术路线的现场检验。
当邓小平走进先科院内，叶华明迎上前去。两人握手时，邓小平看着他问：“你是叶老二吧？”
叶华明立即伸出四根手指，笑着回答：“我是老四。”
在场一些人听得一头雾水。邓小平所说的“叶老二”，是叶华明的二哥叶正明，而叶华明在叶挺将军的子女中排行第四。一个称呼，立刻把两位老人带回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叶华明的童年并不安稳。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扣押，家属也受到牵连。抗战胜利前后，孩子们经历了辗转和监视。1945年，年幼的叶华明与兄姐带着父亲的亲笔信，设法找到重庆曾家岩的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迅速安排保护他们，并将孩子们送往延安。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周恩来、朱德等人仍尽力照料这些烈士子女。叶家兄妹住过窑洞，也被安排到学校读书，周末还常由警卫员接回照应。
1946年4月8日，叶挺一家乘飞机由重庆前往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华明兄弟姐妹失去了父母，照料他们的责任，便落在党组织和许多老同志肩上。
聂荣臻与叶挺曾共同参加南昌起义，感情深厚。得知噩耗后，他在张家口为叶挺设置灵堂，并把孩子们接到身边。叶华明住校期间，每逢周末回家，聂荣臻总会让厨房多准备几道菜。这样的生活安排，看似平常，却给几个失去双亲的孩子提供了稳定的家庭氛围。
1953年，叶华明中学毕业后想报考空军，聂荣臻坚决不同意。叶家已经有多人因空难离世，他不愿这个孩子再承担飞行风险。后来，叶华明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转而把兴趣放在国防科技上。
在校期间，他因成绩突出，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叶华明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为新中国早期地空导弹科研队伍中的一员。多年科研经历，使他熟悉技术，却并不熟悉经营管理。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
1984年，叶华明看到深圳招聘科技人才的消息。那时的深圳基础薄弱，科委下属机构不多，经费也十分有限。可在他看来，特区最宝贵的条件，正是政策灵活，能够把科研、产业和外部技术连接起来。
许多外商来深圳洽谈时，看到叶华明名片上的职务，往往只谈政策，不谈合作。叶华明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市场化的载体，才能把科技项目真正落地。于是，他参与筹建先科公司，名字取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项目选择并不顺利。录音带、磁带等方案曾被考虑，却没有立即形成突破。一次会议上，同事提到荷兰飞利浦公司的激光视盘，叶华明想起早年访问欧洲时见过的激光唱盘，判断这项技术具有产业前景。
经过牵线，飞利浦方面来到深圳演示产品。影像清晰、声音逼真，现场人员受到很大触动。先科随后推进合作、建设厂房，并于1990年出版首张激光唱片，1991年推出激光视盘。一个此前多数人陌生的产品，由此在中国打开了产业化道路。
邓小平考察先科时，关心的不只是机器和产品，也询问叶家其他兄弟的情况。叶华明没有把这次会面当作个人荣誉，而是向老人介绍企业的技术进展。那一刻，叶挺子女的命运、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以及深圳科技产业的起步，恰好在先科的厂房里交汇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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