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2月，北京，钱学森刚从东北返回不久，陈赓陪着他见到了彭德怀。谈话没有从宏大战略讲起，彭德怀直接问：“能不能先搞一种射程五百公里左右的短程导弹？”
这个问题看似具体，背后却牵动着新中国国防建设最迫切的一根弦。钱学森没有马上给出轻松的答复，而是说明，导弹研制需要科研队伍、试验场地、制造工厂，还要有全国工业体系的配合。
彭德怀继续追问，需要多长时间。钱学森估计，条件若能逐步落实，五年左右可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彭德怀听后很振奋，又详细询问了导弹的结构、动力和试验要求。
这次谈话的意义，不只是国防部长向科学家了解技术。它表明，人民解放军在经历现代战争之后，已经清楚认识到，单靠步兵和常规火炮，难以应对拥有空军、远程火力和核武器的强敌。
彭德怀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条件下作战，部队的勇敢无法完全抵消敌方空中力量和炮火优势。白天难以行动，运输线反复遭到轰炸，许多阵地只能依靠坑道和伪装保存力量。
这种战场经验，后来转化成了彭德怀对导弹事业的急迫感。钱学森晚年曾谈到，彭德怀之所以如此着急，和他亲自到朝鲜战场、同美国军队交过手有直接关系。对彭德怀而言，发展导弹不是抽象的技术竞赛，而是战场上吃过亏之后提出的现实要求。
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带着铀矿石向中央领导介绍原子核知识。此后，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逐渐被纳入国家战略。钱学森回国后，也在1956年初向军队高级干部系统讲解火箭与导弹技术，连续讲授数日，帮助许多将领建立起对这门新学科的基本认识。
当时的困难并不只是“有没有专家”。设备从哪里来，材料如何供应，试验场建在哪里，数据怎样测量，都是摆在面前的硬问题。彭德怀曾参与推动导弹试验基地建设，并指定聂荣臻负责相关组织工作。国防部门则开始从部队中抽调力量，承担基地建设、运输保障和试验准备。
1958年，中央决定加快导弹试验基地建设，原志愿军第二十兵团部分力量回国，参与组建相关机构。经过勘察，内蒙古地区被选作重要试验场。那里地域开阔、人口稀少，适合进行高风险的远程试验。
有意思的是，外部援助并没有持续到底。苏联专家撤离后，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面临设备不足、资料缺少和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聂荣臻等人没有因此停下，科研人员只得重新梳理方案，从基础测量、发动机试验和控制系统入手，一项项补课。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次成功距离苏联专家撤离并不遥远，说明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具备了独立组织试验的能力。它未必意味着所有技术都已成熟，却证明了“没有外援就无法起步”的判断并不成立。
原子弹研制也在同步推进。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两项技术真正结合起来。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些成果之间，并非简单的项目接力，而是材料、机械、电子、化工、测量和组织管理共同推进的结果。钱学森负责的技术路线，需要国防工业提供条件；彭德怀等军队领导人推动的基地建设，则为技术落地搭起了框架。
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看到这套体系完整结出成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离开国防部长岗位，许多工作仍由聂荣臻等人继续承担。钱学森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特别指出彭德怀是较早支持导弹事业的领导人之一。
这句话分量很重。彭德怀催促的，并不是某一次试验的快慢，而是国家能否尽早摆脱在现代战争中受制于人的处境。朝鲜战场上见到的飞机、炸弹和炮火，成为他推动这项事业时最直接、也最难忘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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