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1月1日，南京中央党部会场外，孙凤鸣穿着一件新大衣，藏在人群之中。他等的不是普通采访，而是一场准备了很久的刺杀。原定目标是蒋介石，结果蒋介石没有按计划出席，孙凤鸣临时将目标转向汪精卫。
这个变化，决定了他个人的结局，也让这起事件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极其复杂的一页。
孙凤鸣并不是职业刺客出身。他早年在军阀部队中服役，参加过多次内战，深知战场上子弹无眼，也明白军人若只是死于派系厮杀，往往连姓名都难以留下。后来，他经华克之介绍加入刺杀小组，逐渐成为最关键的执行者。
王亚樵逃往香港后，曾与李济深等人商议反蒋行动。几个人很快发现，直接接近蒋介石几乎不可能。蒋介石身边戒备森严，卫士、秘书、侍从层层相护，想靠硬闯取胜，无异于自寻死路。
桌上一张报纸，反而给了他们启发。
华克之提出，可以借助新闻采访接近政要。于是，几个人借旧有手续筹办通讯机构，改名为“晨光通讯社”，并分别使用化名。华克之负责策划，张思明处理事务，贺少茹负责联络，孙凤鸣则以记者身份出面活动。
这个安排看似平常，实则风险极大。记者可以进入许多公共场合，却必须有正式证件。1934年12月10日，孙凤鸣曾混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但因经验不足，错过了行动机会。那次失败后，他一度被认为不够沉着。
1935年8月，孙凤鸣随同华克之等人到香港见王亚樵。面对质问，他没有推脱，只说自己愿意再试一次。王亚樵故意冷言相激：“要么什么都别做，要么接受训练，再走一回。”孙凤鸣当场回答：“不除掉祸患，我死不瞑目。”
这番话并非一时冲动。回到南京后，他接受了更严格的心理训练。刺杀小组甚至让他亲手勒死一条朝夕相处的狗，用来观察他的决断能力。这样的训练残酷而偏执，却说明他们已把行动看成一次有去无回的任务。
行动前，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和十四岁的嗣子被送往香港。临别时，孙凤鸣对妻子说：“夫妻情义是小义，诛除祸患是大义。”崔正瑶没有争吵，只是抱住丈夫，表示理解他的选择。两人的告别，后来成为案件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一幕。
11月1日上午，刺杀小组焚毁书信，退还租来的家具，尽量抹去行动痕迹。孙凤鸣先试射手枪，又服下鸦片，准备在枪击之后自尽，避免被捕审讯。华克之还设法弄到一张特别记者证，使他得以进入会场附近。
上午9时20分左右，会议人员开始合影。孙凤鸣发现蒋介石的位置始终空着，而汪精卫代为出席。机会稍纵即逝，他从人群中冲出，连续向汪精卫开枪。汪精卫身中三弹，孙凤鸣也被卫士击中，倒在现场。
他被送进中央医院后，没有得到充分救治，反而遭到轮番审问。面对“谁指使你”的追问，孙凤鸣回答：“要我行刺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这句话是否完全出自当时原话，史料之间存在差异，但审讯记录确实显示，他没有供出同伴。
1935年11月2日凌晨，孙凤鸣因伤势过重死亡。后来地方检察人员验看遗体，记录中出现了一个骇人的细节：尸身上有一百多个针孔。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这些针孔与强行注射药物、反复抢救或审讯过程有关，具体每一针的用途，现有材料并不完整。可以确定的是，他临终前承受了严重痛苦。
更惨的是崔正瑶。她在替刺杀小组家属转送经费时被捕，随后受到审讯。关于她遭受的具体刑罚，回忆材料各有不同，但她始终没有供出丈夫和同伴。再次被提审时，她高喊“凤鸣，我来了”，随即撞墙身亡。这个细节见于相关回忆，但不同史料对过程记载并不完全一致。
刺杀失败后，华克之逃往香港，王亚樵则在1936年于广西梧州被戴笠派人暗杀。华克之后来投奔抗日力量，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却在1955年潘汉年案中受到牵连，长期关押审查，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
1988年，华克之已八十六岁，专程到江苏铜山参加孙凤鸣纪念碑揭幕仪式。他保存了五十多年的那支派克金笔，也在这次仪式后交给孙凤鸣的后人。那支笔没有写下刺杀计划，却见证了几名同伴从密谋、诀别，到生死相隔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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