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王海容跟着外公王季范走进颐年堂。面对毛泽东一家人,这个湖南姑娘没有拘谨,也没有刻意表现,只顾着看屋里的陈设,偶尔吃点东西。等见到江青时,她按照长辈教的称呼,脱口喊了一声:“三奶奶。”
这一声称呼,听起来像孩子的随口一句,却牵出了王海容特殊的家庭关系,也折射出当时亲属交往中浓厚的乡土色彩。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是王季范唯一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王德恒曾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他在敌特追捕中中弹牺牲,年仅30岁。那时王海容只有3岁,弟弟王起华才1岁,姐弟二人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完整记忆。
父亲早逝后,王海容主要由外祖父王季范照料。她在湖南乡间长大,乡亲们叫她“海伢子”。那段日子并不富裕,却十分朴实,她跟着农家女孩放牛、采野菜、下水田,什么活都愿意试一试。
陪伴她的胡姐姐,比她大一两岁,是佃户家的孩子。由于家境贫寒,胡姐姐有时连走亲戚的衣服都没有,还要借王海容的衣服穿。多年以后,王海容仍记得这些细节。她后来待人直率、做事不怕吃苦,与童年时期接触的普通劳动者不无关系。
抗战胜利后,王海容离开乡间,到长沙上学。生活环境变了,熟悉的田野和伙伴也渐渐远去。她没有想到,自己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联系,竟然是为了一个苹果和一只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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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季范的亲属准备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家人问她想要什么,她回答得很干脆:“想要一个大苹果。”有人提醒她,既然要去北京,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于是,她写了一封信,除了问候这位从未见面的长辈,还在信里提到了篮球。
信送到了北京,篮球却没有等来,后来她收到的是一颗苹果。孩子心里难免有些失望。毛泽东事务繁忙,没有及时回信,但这封稚气十足的家书,还是被他记住了。
后来,王海容随外公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见到她,提起那封信,笑着说自己当时没有回信。王海容也不绕弯,直接提起篮球的事:“我那时还要篮球呢。”
屋里的亲属听了都笑起来。毛泽东没有把她当作需要小心应付的客人,王海容也没有因为对方身份特殊而显得畏缩。两代人之间的相处,带着湖南亲戚见面时的自然和随意。
不久,江青带着李敏、李讷出现在客厅。王海容见到江青,便按家里人的教法喊道:“三奶奶。”这个称呼本来是湖南亲属关系中的叫法,并没有特别含义,但江青当时年纪还不大,对“奶奶”二字显然不太接受。
王海容后来知道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便不再轻易开口叫。再见面时,她常常含糊过去,或者随着周围人的称呼改叫“江青同志”。一个称谓的变化,看似细小,却说明家庭习惯与公开身份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
那次见面,还有一位毛家重要成员没有出现,就是毛岸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工作。同年11月25日,他在志愿军司令部遭到空袭时牺牲,年仅28岁。王海容到北京时,已经无缘见到这位表兄。
中学毕业后,王海容曾希望学习化学,设想将来成为化学工程师。1957年前后,她未能考上大学,心情一度十分低落。对一个受革命家庭影响成长起来的青年而言,落榜不只是个人挫折,也容易被理解成没有完成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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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长期停留在自责中,而是和同学组织自学,继续补习文化知识。家里希望她再争取升学,她却选择先参加工作,瞒着家人办理了入厂手续,到北京化工厂当徒工。等手续办妥后,她才把决定告诉家里,家人虽有无奈,最终还是同意了。
进厂以后,王海容没有把学习放下。她一边劳动,一边寻找继续深造的机会,后来重新进入学校学习。人生道路因此发生转折,她逐渐走上外交工作岗位,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承担了重要工作。
从乡间被称作“海伢子”,到中南海里喊出“三奶奶”,再到工厂徒工和外交干部,王海容经历的并不是一条预先铺好的道路。那句脱口而出的称呼,留在了亲属交往的趣事里;而她在落榜、劳动与求学之间作出的选择,则构成了另一段更值得注意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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