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北京一处旧书摊前，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翻到一本旧书，忽然停住了脚步。书中几封寄自日本的家书，文字清秀，叙事有致。落款只有三个字：金韫颖。
章士钊对清末人物颇有研究，很快意识到，这个名字并不寻常。经人打听，他得知金韫颖正是溥仪的胞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三格格”。可此时的她，早已不是照片中穿旗装的贵族女子，而是在北京靠摆摊维持一家生活的普通妇女。
1913年，金韫颖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她的父亲载沣，是清朝末年的摄政王；哥哥溥仪则在1912年退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金韫颖出生时，大清已经结束，但皇室旧有的生活秩序还没有马上消失。
幼年时期，她仍在宫廷和王府环境中长大。溥仪对这个妹妹颇为照顾，给她请教师，教她文化、外语和礼仪。她还接触书画、收藏等知识，谈吐和文章都颇有根底。只是，这种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十一岁的金韫颖也随家人一同出宫。那一天，对她而言并不只是换了住处，更像是旧身份第一次被现实剥开。
后来，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又把妹妹的婚姻纳入自己的安排。金韫颖嫁给润麒，润麒是婉容的弟弟。表面看，这是皇族之间的婚事；实际上，日本方面希望借此控制溥仪，使这对夫妇成为牵制他的工具。
婚后，润麒被送往日本学习，金韫颖也随行。她在日本受到监视，行动并不自由，还被要求到日本皇室亲属处教授中文。昔日的格格，在异国并没有得到所谓礼遇，反而要面对冷眼和驱使。
她没有公开反抗，而是把情绪藏在书信里。寄给溥仪的信，往往写得平静甚至轻松，很少提及自己的窘迫。可在这些看似从容的字句背后，藏着一个年轻女子对失去自由的厌倦。
1933年，金韫颖以回中国省亲为由离开日本。回国后，她便设法与日本方面断绝往来。此后，她和润麒在长春生活。遗憾的是，这段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1945年日本战败，东北局势骤变，夫妻及子女在逃亡中失散。
金韫颖带着孩子辗转躲避，既不敢公开身份，也难以找到稳定的住所。过去的贵族身份没有带来保护，反而让她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阴影。钱用完后，她只得变卖首饰和旧物，生活一日比一日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北京投奔父亲载沣。载沣晚年生活低调，醇亲王府也曾让出作为办公之用。父女重逢，本来是乱世中的一件幸事，但1951年载沣病逝，金韫颖再次失去了依靠。
这一次，她不能再等待别人安排生活。她开始做零工，后来在街头摆摊。她穿着粗布衣服，却仍保留着旧式教养，不习惯高声招揽顾客。孩子便替她吆喝，母子俩靠一点点收入维持日常。
有一件事令她多年难以释怀。孩子意外受伤，因为无力及时医治，病情逐渐加重。对曾经生活在王府中的金韫颖来说，贫困最残酷的地方，不只是吃穿不足，而是亲人病痛时束手无策。
章士钊见到她后，对她的经历颇为感慨。他对金韫颖说：“你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替你呈给毛主席看看。”金韫颖没有想到，一位初次相识的长者会如此相助，但还是认真写下了自己的身世和这些年的遭遇。
这份材料连同章士钊的信，后来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章士钊在信中称赞金韫颖有才识，希望对她适当照顾。毛泽东阅后留下批语：“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这句话没有替她抹去过去，也没有把她重新放回旧日身份，而是点明了她人生真正的转折。金韫颖后来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也有机会与在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溥仪、润麒见面。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邀请溥仪一家吃饭，金韫颖也在席间。周恩来笑着说：“你在区政协工作，我在全国政协，咱们是同事。”席间的人都笑了起来。对金韫颖而言，这声笑，已经不再属于紫禁城，而属于她后来真正走进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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