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霞叩关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10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仙霞叩关》的报道。

　　风是这里最古老的过客。它从浙西的崇山峻岭间穿过，掠过麻石铺就的古道，最后隐入闽北的层峦叠嶂之中。

　　风过处，仙霞关就立在岭上。它坐落于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境内的仙霞岭上，地处浙闽交通要冲。仙霞关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之誉，在民间常与剑门关、函谷关、雁门关并称为四大古关。

　　仙霞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关，而是一个“关群”。从东北到西南，四道关门依次排列，各以条石砌成，关与关之间由一条麻石铺砌的古道相连。

　　第一道关门的关墙高六米、厚五米，设双重拱券顶大门。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关墙上拍照，也有装备齐全的徒步者正沿着古道向第二关攀登。风从四道关门间穿过，拂过关墙，也拂过石阶上深深的苔痕。

　　一座失去军事功能的石砌关门，对今天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剑镇雄关古塞烟云壮

　　追根溯源，仙霞关的存在，始于黄巢。

　　公元878年，唐乾符五年，黄巢率十余万起义军从安徽渡江，转战江西、浙江。要想进入福建，必须翻越仙霞岭。面对“岭水之山峭峻，车道不通”的绝境，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黄巢起义军进军福建途中，曾“刊山开道七百余里”，仙霞岭便是其经过的重要山岭。光仙霞岭一段，从岭脚至岭巅，曲折盘绕十余华里，周围“丛山峻岭，峭壁深谷，‘一人守险，千人不能上’”，当时便被称作“东南剑阁”。

　　黄巢所开之路，仅为供军队通行的泥土路。到了南宋，浙东安抚使史浩“募夫以石甃路”，将泥土路升级为坚固的石阶路，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七尺官道”。此后，仙霞岭逐渐成为浙闽之间的重要军事关隘，历代修筑、设防。

　　关，挡得住千军万马，却挡不住历史的风。

　　明末清初的故事最是悲壮。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任福建总兵，驻守仙霞关。郑成功年少时便随父在关下练兵，南明隆武帝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封忠孝伯，命他提督禁旅、镇守仙霞关。他在此重整军纪、亲自带兵训练，士气大振。

　　然而清军大举南下之际，郑芝龙暗中降清，派人至仙霞关命郑成功撤兵。郑成功不从，郑芝龙遂断绝粮饷。守军饥肠辘辘，仙霞关防线最终瓦解，清军长驱直入福建，南明隆武政权随之覆亡。

　　但正是仙霞关的惨痛教训，铸就了郑成功此后的铁血人生。他退至厦门、金门后自行募兵继续抗清，最终跨海收复台湾。

　　今天，关下不远处的“成功亭”亭柱上，还刻着“剑镇雄关古塞烟云壮，旗扬宝岛神州日月圆”的楹联。那是对一位青年将领的纪念，更是对一种精神的铭刻——守关有责，虽万难而不退。

　　而这种精神，在300多年后的一场血战中，再次被唤起。

　　1942年夏，日军攻陷衢州后，分兵由江山沿衢浦公路南下，企图越仙霞关威胁第三战区指挥中心。中国守军誓与阵地共存亡，借雄关之险居高临下，使进犯日军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关前的落马桥，就是这场血战的见证。据记载，日军联队长官龟田大佐在桥上举镜窥关，被一枚迫击炮弹击中，连人带马滚落桥下，日军阵脚大乱，守军趁势冲杀。

　　仙霞岭战斗历时十余天，日军始终未能越仙霞关南下。中国军队用生命守住了“东南锁钥”。

　　如今，落马桥依然静卧在通往第一道关口的必经之路上。从桥上走过的人，大多要停下来看一眼石碑上的记述，再抬头望一望不远处的仙霞关。

　　风过处，松涛如潮，恍惚间仍是那一年漫山的呐喊。

　　仙霞关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一条军事通道，最终长出了一座文化熔炉

　　如果说战争赋予了仙霞关骨骼，那么文化则赋予了它血肉。

　　千百年来，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古道，每一块麻石板，都可能被某位文人过客的鞋履踏过。张九龄、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朱熹、杨万里、徐渭、徐霞客、李渔、林则徐……他们或赴任、或贬谪、或游历、或避乱，脚步匆匆，在古道上留下千余篇诗文。

　　南宋哲学家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从金华出发，经衢州、江山，翻仙霞岭入福建，前往崇安会见朱熹。他一路走、一路记，写下《入闽录》，沿途地名、里程、风物，细到以“一里、二里、三里”为单位。这位理学家用细致的笔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详尽的古道行旅记录。

　　陆游走过仙霞古道时已不再年轻。淳熙五年（1178年），他从临安赴福建任职，翻越仙霞岭，在岭下过夜，写下的“吾生真是一枯蓬，行遍人间路未穷。暂听朝鸡双阙下，又骑羸马万山中。”道尽一位壮志未酬诗人的漂泊，也让这首诗有了超出山水之外的分量。

　　徐霞客对这条古道的偏爱，则是另一种性情。十年之内，他三次走过仙霞古道，留下近4000字的游记。他写江郎山的“摩云插天，势欲飞动”，写探访浮盖山龙洞时“阻其隘口”“脱衣奋力”，亦写仙霞岭的“近雾已收，惟远峰漫不可见”。对于这位万里遐征的旅行家来说，仙霞古道不是赶路，而是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壮游。

　　郁达夫1933年的仙霞之行，为这条千年诗路添了一抹现代文学的底色。他的《仙霞纪险》写山路之险，写廿八都之荒，写“太阳分明是高照在那里，天色当然是苍苍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层一层的排列着在，但是人哩，活的生动着的人哩，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彼时日军已占东北，战火正向南蔓延。郁达夫写的是路上的荒凉，读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寒意。

　　文化的底蕴，不只在纸上的诗文，更在古道两侧的人间烟火里。

　　仙霞关下的古镇廿八都藏着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奇观：一万多人口，百余种姓氏，13种方言。做生意的江西人、打铁的湖南人、开客栈的福建人、当官的安徽人……不同地域的人在这里聚居，不同的方言在这里交织，最终形成了这片“大山深处的飞地”的独有气质。

　　廿八都的文化，也是多地“飞过来”的。传唱千年的山歌，兼容了采茶戏、昆曲、徽戏和滩簧等南北音乐元素；灯会中的“划旱船”艺术形式移植自沿海；木偶剧来自江西宜黄；踩高跷则来自北方。

　　戏在台上，也在檐下。走在枫溪街上，徽派的马头墙、浙式的木结构、闽式的土墙，甚至西洋风格的门楼，与这些南腔北调交织在一起，共同诉说着这座古镇的包容与融合。

　　一条军事通道，最终长出了一座文化熔炉，这大概是当年那些筑关设卡的人不曾想到的，却是历史最温柔的馈赠。

关上是“烽火硝烟”，关下是“讨价还价”

　　和平时期的关隘，其实是一台“经济发动机”。

　　仙霞古道的商贸价值，根植于一个独特的地理格局。它北起江山清湖码头，南至福建浦城南浦码头，全长120余公里。这条古道连接了钱塘江水系与闽江水系，浙江的丝绸、茶叶、瓷器经此运往福建，福建的茶叶、纸张、海货经此输入中原。更重要的是，它构筑了穿越浙闽的“大陆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运输线最重要的路线之一。

　　古时从福州前往京城，可沿闽江水系溯流而上，到浦城舍舟登陆，再循仙霞古道北行两三天，到清湖码头继续坐船，沿钱塘江下到杭州，再沿京杭大运河一路抵达京城。从福州到北京的漫长旅途中，只有仙霞岭一段需要陆行，其余均可行船。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时代，这是一条相当便捷的南北大通道。

　　但翻越仙霞岭，绝非易事。古道开通后，因山高路陡、车马难行，所有货物皆需肩挑而行。这批人被称为“挑浦城担”。从江山清湖码头挑至福建浦城南浦码头，走四天歇三夜，每人负重约150斤。鼎盛时期，每天过仙霞关的挑夫号称“五百扁担”。他们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小腿上紧紧打着绑腿，肩挑特制的硬木扁担，在陡峭的麻石古道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这些挑夫多为江山人。后来有一部分在浦城定居，形成一条街，名为“江山街”。有趣的是，江山街东西两头各挖一口井，两井之间为长街。两口井形如挑夫的两只箩筐，长街恰似扁担，井头的一条岔道则如挑夫手中撑着的“担拄”。这是“五百扁担”留给后代的文化记忆，也是对那段负重前行岁月最朴素而深情的致敬。

　　廿八都古镇的兴衰，也是仙霞古道商贸史的缩影。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江山全县设四十四都，此地排行第二十八，廿八都之名沿用至今已有900余年。至清代，仙霞古道迎来最为繁华的时期。镇上商铺林立，酒馆、客栈、钱庄、当铺应有尽有，最繁华的枫溪街上有100多家商号，常住人口过万，比当时的江山县城还要热闹。

　　关上是“烽火硝烟”，关下是“讨价还价”。商人们用扁担和箩筐，在刀剑与枪炮之间，撑起一条穿越群山的经济动脉。

它不再是拒人千里的墙，而是丈量时间的尺

　　今天的仙霞关，早已不是拒人千里的军事屏障。

　　2015年，仙霞古道及关隘被评为全国首批“徐霞客游线标志地”。有了这块牌子，古道的保护与利用开始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2021年11月，浙江省政府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这是全国首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以保护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突出古道原真性、连通性的保护要求，要求建设古道保护智能化平台，让古道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乡的特色标识、居民的时代记忆。

　　近年来，江山市围绕仙霞古道，邀请专家学者及本地学者共同挖掘其文化内涵，不断探索创新讲述古道故事的方式。当地通过举办徒步大会等文旅活动，让人们在行走中寻找散落其间的历史遗迹，沉浸于自然、社会与文化的多重体验。2024年，江山还在清湖码头举行了“中华文明之路、百万人走古道”启动仪式，持续推广沿着古道游江山的精品线路。

　　当年黄巢“刊山开道”是为了行军，史浩“募夫以石甃路”是为了通商，而今天，这条古道承载的是人们对山水与乡愁的向往。古道的活化，让沿线村庄找到了新的生计，也让沉寂已久的关墙、石阶、路亭重新有了人声。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一座失去军事功能的石砌关门，对今天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曾以一关锁两浙、凭险扼八闽的雄关气魄里，藏在郁达夫驻足关前的惊叹里，藏在挑夫后代至今未改的方言里，也藏在那些沿着古道攀行的徒步者的脚步里。

　　仙霞关的砖石依然冰冷，但抚摸它的手是温热的。它不再是拒人千里的墙，而是丈量时间的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