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称呼他“太上皇”，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晚年还在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狡辩

1935年1月，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那间屋子里，说话最多的人是一个没有资格发言的人。

这个人就是伍修权，李德身边唯一的俄语翻译。从会议开始到结束，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这些人是站着把李德“轰”下台的，而伍修权是坐着的——坐在会场边上那个门口的位置，李德旁边，把每一句批判原封不动地译成俄语，送进这个洋顾问的耳朵里。

多年以后，伍修权在回忆录里留下的，是另一个画面：李德“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近郊，德共党员出身，曾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活动，后来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到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军事系统里工作。1933年秋，经地下交通线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说，李德此行带有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尤尔特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信里的原话是：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但是到了瑞金之后，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却被博古捧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博古不懂军事，需要一个洋招牌压阵；李德需要总书记的身份背书。两人都不用翻译，见面有说有笑，伍修权给这关系下的判词是一个中国成语：“相得益彰”。

伍修权自己是1933年10月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通知，从红军学校调任李德专职翻译的。

他1925年入团，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到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在良村战斗中左耳附近负了重伤，弹片留在体内，几十年后才取出。组织上选他，是因为留过苏、俄语硬、又带过兵打过仗，懂军事也懂政治。

他背着背包到军委报到，刘伯承领他去瑞金沙洲坝附近两华里地的一处“独立房子”——组织上专门为李德挑的住处，附近没有人家，四周都是水稻田，几间单门独户的房子。正屋三间，中间堂屋当会议室挂满地图，东首李德住，西首伍修权和另一位翻译王智涛住，警卫员黄英夫，炊事员、饲养员单配。

初见那一幕，伍修权记忆深刻：李德穿着特制的红军服装坐在屋里，“个子很高，见刘伯承他们进屋，那人看看来人却没有起身”，只是严肃地打量着伍修权。博古用俄语介绍说这是他的翻译，莫斯科中大时叫皮达可夫，李德盯着他，小声重复了一声“哦，皮达可夫”。

一个刚来苏区的外国顾问，受最高规格礼遇，见红军总参谋长不起身，对派来的翻译只敷衍了五个字。那时候，伍修权还不知道，这个“顾问”将在此后一年多里，成为军委的“太上皇”。

“太上皇”这个称呼是伍修权回忆录里的原话。他说，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独行”，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

他观察李德工作的日常，是一幅近乎荒诞的画面：“我常常看到李德一本正经地坐在地图前，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手里用米达尺和红蓝铅笔，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方位误差不小的地图上量量画画，标上洋字码，然后让部队按图索骥，“不走样地打”。

第五次反“围剿”的部署就这样定了下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红军的运动战传统被斥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

萧劲光守黎川，以七十多人的教导队抵挡白军三个整师，撤出保存实力，被定为“退却逃跑”要判五年徒刑——伍修权把有利材料迅速译给李德，又向他讲萧劲光两次赴苏学习、历次反“围剿”的战功，多少压住了火气，萧劲光后来曾感念他的救命之恩。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坦白，他当时并不知道惩办萧劲光、把他定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其实还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一个翻译能看到这一层，已经摸到了病灶的脉门。

到了1934年4月，李德的这套部署在广昌导致了一场尸山血海的惨败。当时，敌军以七个师加一个炮兵旅压过来，博古把广昌比作马德里，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李德实际当总司令。红军一万八千余人，在敌机重炮的轮番轰炸下死守十八天，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兵力的近三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

广昌失守当晚，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谈话。这场对峙后来被彭德怀写进自述，被杨尚昆写进回忆录，而伍修权的在场让这出戏多了一层只属于翻译的荒诞——彭德怀越说越激动，骂李德是主观主义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又骂出那句后来传遍党内的湖南土话：“崽卖爷田不心痛！”

据彭德怀自述，这句话是杨尚昆当场翻译给李德听的；伍修权作为主要翻译，全程在场。杨尚昆回忆里的也有相关细节：彭德怀一看李德的反应不大对劲，就知道话没全翻过去，坚持要重新翻译一遍。李德暴跳如雷，连骂“封建！封建！”，还反咬一口，说彭德怀是因为被撤销军委副主席衔而怀恨报复。可他骂归骂，到底知道彭老总不好惹，只得把这口无名火强压下去。

伍修权站在旁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后来写下的评语是：李德完全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把毛泽东那套“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兵不厌诈”的路数踩在脚下，一门心思用欧洲的教条在中国南方的山沟里复制正规战。广昌城外的惨痛伤亡，就是这套复制的代价。

但是，在那一个时期，同一个李德，同一套“短促突击”，在林彪那里却收获了几乎唯一的知音。李德到红一军团讲课，林彪专门召集团以上干部会，李德大讲“短促突击”，伍修权、王智涛翻译得准确到位、不厌其烦，底下的干部还是反映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却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

1934年6月，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洋洋六千余字，二十六条实施细则，结尾写道：“最后让我引用华夫（李德）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

聂荣臻后来点破，那“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在伍修权的回忆里，独立房子里的日子，不只有地图和硝烟。李德爱骑马，晚饭后常常纵马出游，而且还爱打扑克，博古常上牌桌。

萧月华的事，很能映照出李德的另一面。萧月华是广东大埔人，比李德小十岁上下，经组织安排1933年秋与李德成婚，住进独立房子。

据萧月华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资料，婚后李德对她冷淡刻薄，疑心她偷吃了配给的饼干，深更半夜发作，萧月华委屈哭诉，惊动隔壁的伍修权——伍修权好说歹说，才把这位哭着寻他诉苦的女同志劝了回去。

这类半夜的纠纷，伍修权见得不只一次，他在回忆录里没有铺陈，但记下了一个判断的依据：李德“动辄骂人训人”。几年后到延安，这段婚姻走到尽头，而李德1973年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国纪事》，对萧月华只字未提，通篇只出现另一位中国女性的名字。

一个把自己共同生活过、一起走完长征的女人都从记忆里抹掉的人，要求他在遵义会议面前低头，本来就不现实。

在伍修权的回忆里，最惨烈，最重要的部分，是血染的湘江。

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六千人从于都出发，突破四道封锁线后锐减到不足三万。伍修权全程跟着军委纵队，跟着李德，亲眼见证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

然而，即便遭遇了如此惨败，李德和博古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张开的口袋就在那儿等着。

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据理力争，李德、博古被迫同意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紧接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一路限缩“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伍修权作为翻译在场，他后来没有渲染这些会议，只是把整个过程压缩成了一句冷静的记述：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是给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到会上的每一个发言者，都是揣着湘江的血水走进那间屋子的。

1935年1月15日，伍修权陪李德上楼，召开遵义会议的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以往开会李德总和博古坐在一起，这一次，博古已跟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围坐在中间大桌子四周，其他指挥员坐靠里的位置，只在会场边上一个门口处，给李德和伍修权留了两个座位。

王稼祥被人从担架上抬进来，躺在藤椅上发言，提三条：赞同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指挥，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朱德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陈云会后为向部队传达所写的手稿——那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李德定了性。在这份发至支部讨论、却只限于支部委员知道的传达提纲里，李德始终只以“华夫”之名出现：“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对于当时的情景，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记述：李德根本等不及他翻译，单从发言者的眼神、语气和情绪上，就看出自己已成众矢之的，“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不抽烟的伍修权被呛得难受，还得硬着头皮译，从会议开始直到结束“几乎连轴转地说个不停，口干舌燥却连水也顾不上喝”。有人传说李德在会上踢翻了烤火盆、推翻了桌子，伍修权专门澄清：这个他没见到，李德自己也明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发言还是说理的。

唯一的插曲是凯丰替博古、李德辩解，会后又对博古说“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倒是说了句明白话：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

意味深长的是，伍修权译完全场，李德事后在西方出版的回忆录里非但不领情，反而写道：“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很不完全。”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继续跟着李德。李德自己要求跟一军团行动，林彪交代军团管理科一个大个子科长专门照顾他，宿营地亲自号房子，挑最适中、最安全的地点，打土豪得来的东西给他留最好的一份。

但是，李德情绪始终很坏。第二次进遵义，伍修权去他屋里，看见桌上摆着一堆核桃和一把小锤子，随手敲了一个吃，李德正一肚子气没处撒，冲他发作：“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伍修权在回忆录里说，“真叫人哭笑不得。”

后来，伍修权调到三军团，司令部弄到一些炼乳、咖啡、香烟，杨尚昆让他给李德送些去，他送了，李德一见又说他是“真是个好人，没有忘了他”，仿佛当初动辄骂人训人的从来不是他自己。

一个核桃都要计较，几听炼乳又感激涕零。历史总是告诉我们，宠坏的权力一旦撤走，剩下的就是这么个不大不小的、可怜的肉身。

1936年到陕北，中央让李德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周恩来还是指定伍修权去当翻译。伍修权很不乐意，最后还是服从了。

这一年斯诺到保安访问李德，发现他对于遵义会议被批判、被撤职仍然满肚子牢骚。至于李德后来服气不服气的问题，另一个当事人陈士榘留下的回忆可作旁证：李德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坦言“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伍修权对此没有否认，但他还记得李德讲“短促突击”时兴致之高，王智涛一个人译不过来，他要上去搭手，一个人讲话两个人翻译。

1939年夏，李德离开中国。他随周恩来赴苏治病的飞机到兰州，伍修权当时正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负责接送和安排。

他把李德接到办事处，同苏联驻兰州代表机构接洽交接，一切办妥，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写这段，写得很平静，同时又很有力度：“他一九三二年来到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同我共事就近两年，我亲眼看到了他最神气和最失意时的样子。”

临别本该互道珍重，李德却“情绪十分消沉”，大概想到奉共产国际之命来中国几年，任务没完成，回去无法交代。

伍修权“带点讽刺地对他说：‘祝你回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

李德听了，只是苦笑一下。

这是两个共事近两年的人之间最后一句对话。

李德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评了他，从此不再官运亨通，被派到外文出版社搞马列著作的翻译——这个安排本身几乎像个黑色寓言：一个在最需要翻译的世界里发号施令的人，最后自己去做了翻译。

二战后他回民主德国，一度做文化工作，1973年出版《中国纪事》，伍修权的评价毫不客气：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

不过，李德的另一位翻译王智涛后来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说他熟悉参谋业务，教学水平不错，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边，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国际主义精神应予肯定。

这些伍修权都没有否认。

他只是在自己的书里，把“华夫”这个名字，连同核桃、骡子、炼乳和那把敲核桃的小锤子，一并留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