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春，上海火车站，周迪道和莫孝贞提着一只沉重的皮箱，跟在日军军官木场身后。箱底藏着炸药，车站却突然加强了行李检查。莫孝贞表面镇定，手心早已沁出汗来。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乘车，而是一场不能输的生死赌局。
日军宪兵翻开箱内衣物，已经摸到了危险的边缘。周迪道见势不妙，立刻把箱子递给木场，说：“请先生替我带上火车。”木场接过箱子，掂了掂分量，皱眉问道：“这里面是什么？”
周迪道陪着笑脸回答：“做点小生意，带些货回去。”列车即将开动，木场没有继续追问，拎着箱子走进车厢。沿途多次检查时，箱子一直放在他的座位旁边，宪兵看见军官在场，不敢贸然翻动。那箱炸药就这样被带回了宁波。
这次惊险行动，发生在“400小组”潜入日军宪兵队之后。这个小组并不是临时拼凑出来的，而是浙东游击纵队为获取敌情、打通内部渠道而布置的一条暗线。组长周迪道曾是新四军干部，因筹集军需被捕后，日军试图利用他反过来寻找新四军的交通网络。
周迪道没有屈服。他假意接受日军安排，进入宁波宪兵队思想课，化名朱人达，代号为401。日军以为得到了一名可以利用的密探，却不知道这名“密探”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小组。
莫孝贞的代号是406。她以朱人达妻子的身份来到宁波，改名徐国芬。这个身份看似普通，实际却给她打开了接触日伪军家属的通道。她穿旗袍，戴首饰，留卷发，出入军官家属之间，替不识字的人读信、写信，也在闲谈中留意部队调动、人员往来和检查安排。
有意思的是，她越像一名安分守己的“朱太太”，越不容易引起怀疑。日军宪兵队里，男人们防备森严，家属之间却常常谈些琐事。莫孝贞正是从这些琐事里，筛出有价值的线索，再通过周迪道转交出去。
这种工作比冲锋陷阵更考验分寸。多问一句，可能暴露身份；少记一处细节，又可能耽误行动。莫孝贞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曾说过类似的话：表面越平静，心里越不能松懈。
她的地下工作并非从宁波开始。1924年，莫孝贞出生于浙江德清，家庭条件较好。1939年，她进入上海私立女子中学读书，受到地下党员教师黄容林影响。1941年1月28日，她参加新四军，被编入社会教育服务团，化名莫奇，主要从事抗日宣传。
1943年12月，她被调往鄞西古林区交通站，后来又以包美英的名字，在高桥乡包家岩村开展交通工作。那处交通站人员很少，除了她，还有一名叫刘爱田的少年。文件有时藏在水缸底、柴草间，有时塞进挖空的竹笋或鞋帮，传递方式土，却十分有效。
一次，伪军准备进攻根据地，莫孝贞必须把情报送到屠桥村附近的新四军部队。二十多里的路，她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傍晚穿过荒坟密布的小道。三个多小时后，情报及时送达，部队得以提前转移。
正是这些看似零碎的经历，使她具备了潜入宪兵队所需的判断力。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必须沉默，也知道如何把一个危险任务伪装成日常琐事。
1945年春，上海女学生张小萍前往四明山途中被伪军扣留。莫孝贞对外称她是自己的表妹，又借助平日结交的家属关系周旋营救。张小萍配合默契，最终脱身并安全抵达根据地。
炸药行动之后，“400小组”仍继续传递情报。日本投降后，莫孝贞等人撤回四明山根据地，徐国芬这个名字也随之停止使用。此后，她改名徐笑奇，并一直沿用。
那只皮箱没有被丢弃。2015年，徐笑奇的子女将它捐给新四军纪念馆，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箱子的夹层早已失去原貌，却保留着一段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经历：没有枪声，没有旗帜，只有一次次谨慎判断，以及一群人在险境中守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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