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杨靖宇把母亲、妻子郭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老家河南确山,此后再没有回来过。
他离开老家那天,儿子马从云才两岁,女儿出生刚五天。郭莲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敌人悬赏五百大洋通缉杨靖宇全家,草房被烧成灰烬,一家人只能在附近村庄四处躲藏,靠乞讨和拾荒勉强糊口。
郭莲把丈夫仅有的一张照片仔细缝进了女儿的棉袄夹层里,平时不敢拿出来。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翻出那张照片看一看。
她并不清楚丈夫已经在东北改名叫杨靖宇,更不知道他在那片黑土地上正率领抗日联军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
婆母张君在长期惊吓中哭瞎了眼睛,不久去世。郭莲独自挑起了全部担子,拾破烂、讨饭、干各种零活,把两个孩子一天天拉扯大。
她一直在等丈夫回来,但等来的是1944年日伪军和汉奸的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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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知道她丈夫早年参加了革命,想从她嘴里撬出消息,但郭莲始终没有开口。
气急败坏的日军用棍棒击打她的头部,颅骨被打出一个大洞,随后又被扔进了粪坑里浸泡。
由于天气炎热,伤口严重感染生蛆,加之无钱医治,1944年10月,郭莲在弥留之际把马从云和女儿叫到床边,拿出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说你们爹叫马尚德,等革命成功了,拿着照片去找他。
然而,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早在1940年2月就已经牺牲在吉林濛江,胃里只剩下草根、树皮和棉絮。
母亲去世后,妹妹马锦云被送到别人家当了童养媳,马从云也被邻村一户农民收养。兄妹俩各在一处,靠着父亲留下的那张照片在苦日子里熬着。
1951年夏天,黑龙江省委派出的调查组经过多次核查,终于在确山县李湾村找到了马从云和马锦云。
调查组的人告诉他们,父亲改名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已经牺牲十一年了。
组织上安排马从云到省委工作,他婉拒了,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去铁路系统当个工人就行。他先到信阳铁路学校读了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材料厂,成了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
1953年冬天,马从云和妻子方秀云去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祭拜父亲。玻璃瓶里装着杨靖宇的头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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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从云跪在地上哭了很久,临走时他对着父亲的头颅磕了三个头。从纪念馆出来,他还带回来一块桦树皮,那是父亲牺牲前充饥的东西。
这块桦树皮后来被方秀云用布包好,放在家里,成了这个家庭最贵重的一件物品。
马从云在铁路局工作期间一直埋头干活,从不以烈士后代自居。他患有肝炎,身体不太好,但很少请假休息。
1964年8月,他出差到江苏镇江施工,肝炎转为肝癌,病故在途中,年仅37岁。
去世前他对妻子方秀云说,我是烈士后代,孩子们不能给英雄丢脸。那时候方秀云还怀着第五个孩子,家里最大的孩子马继光才14岁。
五个孩子由方秀云一个人带大,她没有正式工作,靠纳鞋底、剪猪鬃、轧手套、给别人当保姆维持生计。
一家人挤在郑州铁路局家属院里两间三十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住了几十年。有人劝她去找组织反映困难,她摇头说,正因为这个身份,更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孩子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继”字,继光、继先、继传、继志、继民,方秀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他们记住爷爷。
五个孩子后来都在铁路系统工作,长子马继光小时候生病成了聋哑人,在铁路工厂当了一辈子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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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马继志参过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退伍后回到铁路系统开货运列车,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两个女儿马继先和马继传也在铁路系统从事技术和财会工作。最小的儿子马继民当过兵,退伍后在郑州铁路局物资供应部门工作,2005年受靖宇县邀请,利用业余时间去那边参与红色旅游方面的工作,一直两地奔波。
方秀云一直活到很大年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从天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吉林靖宇县保安村当了一名村书记助理。
保安村离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只有四公里。这个年轻人住进了村民家的土炕上,每天帮着扫院子劈柴火,没人知道他是杨靖宇的曾孙,他在那里做脱贫攻坚的工作,一住就是两年。
这个家族从郭莲在粪坑中咽气,到马从云三十七岁倒在出差路上,再到方秀云靠纳鞋底把五个孩子养大,没有出过一个当大官的人。
杨靖宇的孙辈全是铁路系统的普通职工,曾孙辈有人选择回到那片白山松水之间,沿着曾祖父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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