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我不是特务，我的真相只有周总理和陈赓将军知道！

1951年8月，南京一处法庭内，鲍君甫面对审判人员和旁听群众，突然提高声音说道：“我不是特务，陈赓将军可以证明！”这句话让整个庭审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务调查机构、特务机关人员，正陆续接受审判。许多人曾参与逮捕、审讯和破坏地下组织，群众对他们积压多年的愤怒，在法庭上不断爆发。鲍君甫的身份却十分特殊，他确实担任过国民党情报系统的重要职务，甚至做过上海方面的负责人。

表面看，这样的人很难与“无罪”二字联系起来。可若只看职位，不看他进入这套机构的原因，就无法解释那句申辩，也无法解释陈赓为何愿意替他作证。

1893年，鲍君甫出生于广东香山县。青年时期，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却在近代化道路上迅速发展，这种强烈反差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朴素判断：要救中国，必须接触新知识，也必须进入现实社会。

1919年回国后，他凭借日语能力进入上海日资银行工作。上海租界、商界、政界和各类社会团体之间关系复杂，鲍君甫善于交际，很快建立起一张特殊的人脉网。他认识的人很杂，能够接触到的消息也比普通人多得多。

五四运动期间，他接触到许多激进青年，思想发生变化。此后，他加入国民党，原本希望国民革命能够推动国家走向民主与统一。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他一度相信两党可以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转折发生在1926年前后。经人介绍，鲍君甫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陈养山。陈养山并没有一开始就向他摊牌，而是借请教日语、谈论时局等机会反复接触。两人谈得越深，越发现彼此都关心国家命运，只是寻找的道路正在发生变化。

陈养山后来向他说明身份，鲍君甫没有惊慌，只说：“贵党若真为国家民族做事，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尽力。”这并非一句轻率的表态。此后，他开始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为中共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和便利。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鲍君甫也因涉嫌与共产党有联系被捕，幸得蔡元培等人出面斡旋，才被保释。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走向，也与原先的理想产生了裂痕。

不久，国民党筹建党务调查机构，急需熟悉上海社会关系的人才。杨剑虹将鲍君甫推荐上去。鲍君甫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养山，陈养山随即向陈赓报告。陈赓与他见面后，确认他愿意承担这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又将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安排。鲍君甫于是以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身份活动，实际上为中共传递消息、保护同志。他必须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也要表现得像一个积极办案、急于立功的情报人员。每一步都不能太过，也不能太轻，否则便会引起怀疑。

为了让他在上海站稳脚跟，中共特科给过他活动经费，并设法解决交通问题。陈赓还曾将一些已经失去时效、却足以让国民党满意的情报交给他，由他向上报告。这样一来，鲍君甫既能取得上级信任，又不至于给地下组织造成新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他保护同志时，往往不能直接出手。国民党方面曾要求进入租界搜捕共产党人，鲍君甫表面答应协调，暗中却设法通知目标撤离。巡捕房有人遇到棘手案件，也常找他帮忙。正因为这些关系，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抓捕行动。

1929年，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租界附近被捕。陈赓得知后十分焦急，鲍君甫便设法请巡捕房人员吃饭，借私人关系将任弼时保释出来。对外，他只是替朋友说情；实际上，这场饭局关系到一名重要干部的安危。

他也曾截获过针对周恩来的阴谋。中共内部有人因不满组织安排，试图向国民党投靠，并企图诱骗周恩来赴约。相关信件送到鲍君甫手中后，他立即把消息转出，使这场危险行动未能得逞。陈赓后来之所以信任他，正是因为这些关键时刻的表现。

然而，地下工作并非每次都能成功。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面临严重危机。陈赓通知鲍君甫撤离，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有一定关系，仍决定留下。顾顺章果然供出了他，鲍君甫被捕后始终否认与共产党有关。

他在狱中坚持不认，既有保护组织的考虑，也有对自身处境的判断。1937年，经张道潘出面，鲍君甫获释。此后，他逐渐离开国民党情报系统，生活也转入隐蔽状态。多年间，中共方面曾设法寻找他的下落，却没有立即取得联系。

1951年，鲍君甫因过去的履历被重新审查。法庭依据档案认定他曾任国民党情报机构要职，旁观者也很难理解他的辩解。关键时刻，陈赓出面说明情况，证明他曾受中共特科领导，为地下工作承担过风险。鲍君甫因此获释，并获得生活补助。

晚年，他仍不愿让子女误解自己的经历。1969年去世前，他留下那句反复强调的话：“记着，我永远不是特务。我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周总理和陈赓将军知道。”这句话不是对职位的否认，而是对一段隐秘人生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