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编者按：2026年诺贝尔奖揭晓，印度本土科学家依然少见，舆论再掀“诺奖之问”。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ICMR）流行病学和传染病部门的高级科学家卡米拉·瓦利亚（Kamini Walia）在《印度快报》上撰文反思，其认为印度不缺人才，缺的是优先级——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参与偏低、基础研究被短期产出挤压、评价体系急功近利。 观察者网“世界科先声”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一窥印度科学界的研究现状。
【文/卡米拉·瓦利亚】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一公布，印度就会响起一场熟悉的讨论：印度有这么多科学人才，为什么获奖名单里却很少见到印度？也许更该问的是：那些能产出变革性科学的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又是什么拖住了我们的科学家？
答案不单是钱，虽然钱确实重要。美国把约3.4%的GDP投入研发，德国超过3%，日本超过3.5%，韩国超过5%。中国正接近2.7%。而印度的研发总支出只占GDP约0.64%。
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钱是谁出的。在印度，企业承担约40%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和中国，这个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三。所以，我们的科研生态既有规模上的差距，也有私营部门参与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科学家还越来越被要求“开发技术”“做出产品”“把研究商业化”“交出解决方案”。这些国家目标都合理，但技术不可能说要就有。我们太盯着最后几棒，却对第一棒投入太少。比如一个诊断平台，可能得先在疾病生物学、病原体行为、宿主反应、生物标志物和分子机制上深耕多年，产品才可能诞生。基础科学是创新生长的土壤。印度需要重新思考的，正是这里。
第一，政府和科研机构应设立一块受保护的基础科学资助窗口。竞争性经费中要有明确比例，用于支持由研究者自主发起、被好奇心牵引的研究，而不是要求每个项目都承诺专利、产品或技术。
第二，科研经费应明确分成发现、转化和落地三类，各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和成功标准。
第三，印度需要长期资助：科学评审要严，但行政上的微观管理要少得多。
第四，我们需要国家级的共享科研基础设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先进成像、生物样本库、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和计算平台，都应能跨机构使用。
最后，我们必须改变看待科研和评价科学家的方式。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专利和经费使用率，都是省事的指标，却未必衡量得了发现。科学评价应奖励原创性、可重复性、重要问题、新知识、数据集、平台、技术，以及对科学或卫生政策的影响力。这意味着要把整条科研链条真正建好。
中国是个有启发的例子。随着研发总投入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平价技术的重要供应者。2024年，全球约80%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和电池电芯产自中国；2025年，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产量中的份额达到约70%。启示在于：要认识到把发现与工程、制造和市场打通有多重要。
印度有一个非凡的天然优势：我们的人口为研究提供了广阔而多样的场景。因此，目标应当是打造一种生态，让年轻科学家愿意花十年、十五年去追一个非主流问题，允许他们失败、转向、再试，而不会因为没能立刻拿出产品就被惩罚。
如果印度想要明天的技术，就必须资助今天的科学。诺贝尔奖不该是目标；真正该成为目标的，是建立一个能产出诺奖级发现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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