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老人胃内无农药，六亲属为何被判故意杀人？

一、案件全貌：从宅基地纠纷到家庭悲剧

这起案件的核心事实，远比一个标题所能承载的更为复杂。根据红星新闻等媒体报道，案件时间线如下：2024年10月29日，河南项城男子李某因建房宅基地纠纷阻挠邻居施工，被警方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晚，其70岁的母亲曹某进入邻居宅基地，接触农药。17日凌晨，警方拨打120将其送至当地卫生院救治；当天下午，曹某的家属将其从卫生院拉回涉事宅基地，最终曹某经医治无效身亡。

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曹某接触农药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多名家属商议的结果，目的是阻挠施工以及将李某从看守所“捞出来”。相关家属将曹某从卫生院带回、抬至邻居宅基地，实施了阻碍救援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六名亲属分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至二年有期徒刑、缓刑二年不等。

但案件并未就此终结。死者儿子李某提出关键异议：相关鉴定载明，曹某口腔和衣服上检出农药成分，但心血、胃内容物中未检出农药成分，死亡原因被鉴定为心源性猝死。目前，李某的父亲、姐姐、妹妹、大伯已提出上诉，案件进入二审。

这里需要明确区分“事实”与“观点”。以上关于时间线、判决结果、鉴定结论的表述，均来自法院判决书及媒体报道，属于事实范畴。而“亲属是否具有杀人故意”“阻碍救援行为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则是法律评价问题，需要结合法律原理进行分析。

二、法律焦点：不作为为何能构成故意杀人？

公众最大的困惑集中于此：没有亲手“杀人”，为什么构成故意杀人罪？这涉及刑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不作为犯罪。

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不仅包括积极实施某种动作（作为），也包括消极地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既可以以作为的形式实施，也可以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不作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需要满足几个条件：行为人负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的特定救助义务；行为人能够履行该义务而未履行；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救助义务从何而来？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义务来源主要包括四类：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在本案中，曹某丈夫的救助义务来源于夫妻之间的法定扶助义务；而所有参与商议并实施阻碍救援的亲属，其救助义务则可能来源于“先行行为”——他们商议让曹某接触农药、将其置于危险境地，这一先行行为本身就产生了救助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认定六名亲属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关键行为，并非单纯“商议让曹某喝农药”，而是将曹某从卫生院拉回、抬至邻居宅基地、阻碍救援。这意味着，即便曹某当时并未真正喝下足以致死的农药，亲属在她已经被送医、处于医疗照护之下的情况下，强行中断救治，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一审判决将“阻碍救援”作为定罪的关键，而非仅以“商议喝农药”为据，这一法律逻辑值得二审进一步审视。

三、鉴定争议：心源性猝死能否阻却刑事责任？

本案最引人关注的争议点在于：鉴定结论显示曹某死亡原因系心源性猝死，胃内容物中未检出农药成分。家属据此主张，曹某的死亡与农药无关，与阻碍救援行为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这一主张在法律上需要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不等同于医学上的直接死因。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自身疾病作为死亡的主要原因、外部行为作为诱发因素的情形，法院仍然可能认定外部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在殴打致人心脏病发作猝死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诱发了被害人心脏病发作，且没有该行为猝死结果可能不会发生，就应当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又如，争吵、厮打、情绪激动等被认定为心源性猝死的诱发因素时，法院同样倾向于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换言之，“心源性猝死”的鉴定结论并不自动排除刑事责任。关键在于：阻碍救援的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加剧了曹某的生命危险？如果及时转院治疗，曹某的死亡是否可能避免？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倾向于肯定，那么法院认定因果关系存在就有其法律依据。

当然，这一判断本身存在讨论空间。二审中，辩方完全有可能围绕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主观上是否具有杀人故意等核心问题进行辩护。案件最终走向，取决于二审法院对事实与法律的综合审查。

四、法律启示：维权不能以生命为筹码

抛开个案争议，这起案件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警示：法律上的“不作为”，有时比“作为”更加隐蔽，但同样可能构成严重犯罪。

很多人在遭遇纠纷时，习惯性地认为“只要我没有亲手做什么，就不算犯罪”。但本案清晰地表明：当一个人因自己的先行行为使他人陷入生命危险，或者基于特定身份关系而负有救助义务时，消极不救、甚至主动阻断他人施救，同样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不是法律的“扩张”，而是刑法对生命法益保护的应有之义。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宅基地纠纷也好，其他邻里矛盾也好，解决途径从来不是单一的。协商、调解、行政裁决、诉讼，都是法律提供的正当渠道。当一家人集体决定“用老人的命去换一个谈判筹码”时，这个决策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值得追问：为什么没有人说“不”？群体决策中的责任分散效应，在家庭场景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危险。

五、二审展望：争议中的法治价值

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理中。从法律角度，二审的争议焦点可能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亲属商议让曹某接触农药的行为，是否构成产生救助义务的“先行行为”；二是阻碍救援行为与心源性猝死之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三是六名亲属的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这将直接影响定罪与量刑。

无论二审结果如何，这起案件本身已经在推动公众对“不作为犯罪”这一法律概念的认知。它提醒我们：法律对生命的保护，不会因为行为方式的“消极”而减弱。也提醒每一个身处纠纷中的人：用他人的生命作为博弈工具，最终可能让整个家庭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