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3月14日，上海，阮玲玉的灵柩从殡仪处启程前往联义山庄。道路两旁挤满了百姓，影迷跟着灵车缓慢移动，现场秩序一度需要人员维持。一个女演员的离世，竟牵动了整座城市。
阮玲玉去世前，正处于事业高峰。她留下的银幕形象，既有旧式女性的隐忍，也有新女性的挣扎。遗憾的是，复杂的感情纠葛和舆论压力，最终把她推向了悲剧。
关于送葬人数，报刊和后来的回忆中有“数十万人”的说法，具体数字难以完全核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前往送行的人极多，电影界人士金焰、费穆、郑君里等还参与了扶柩。那场葬礼，已经不只是家属操办的丧事，而成了公众情绪的集中爆发。
这件事说明，盛大的葬礼并不单纯取决于财富。阮玲玉当时的经济条件，未必能与后来的巨星相比，可她在银幕上留下的形象，恰好撞上了那个时代城市女性的困境。人们送的，不只是一位演员，也是一段无法轻易说清的社会记忆。
几十年后，葬礼中的“昂贵”有了另一种表现。2009年7月，迈克尔·杰克逊安葬时使用的定制棺材被媒体广泛报道，棺体采用青铜材质，外层为十四克拉金色镀层，内部铺有深色天鹅绒。公开报道显示，棺材价格约为两万五千美元。
这笔花费放在普通家庭身上，当然十分惊人。可对一位长期处在全球聚光灯下的歌手而言，棺材也是身份、家属安排和仪式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并非单纯为了炫耀，更涉及遗体保存、安葬形式以及公众关注等现实问题。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人记住这场葬礼的，并不是棺材的材质，而是歌迷和亲友对他的告别方式。金属、镀层、天鹅绒都属于物质层面，能否成为历史细节，往往还要看逝者生前究竟影响了多少人。
梅艳芳的葬礼，则体现出另一种分量。2003年12月30日，她因病去世，终年40岁。她把大半生交给舞台，即使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仍尽力完成演出。那不是简单的敬业二字，而是她与观众之间长期形成的承诺。
她的扶灵名单中，有刘德华、梁朝伟、陶喆等艺人，也有杨紫琼、张敏仪等好友。赵文卓送上的花篮，挽词写着“此生至爱，一路好走”。这类细节无法用金钱衡量，却能看出逝者在同行和朋友心中的位置。
张国荣的葬礼发生在2003年4月。消息传出时，许多观众最初难以相信，因为那一天恰逢愚人节。殡仪馆外聚集了大量市民和影迷，电视台对仪式作了转播，无法到场的人，也只能隔着屏幕完成告别。
现场出现过这样一句近似的感叹：“哥哥真的走了吗？”这句话并非正式悼词，却代表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张国荣的影响力，早已超出歌手和演员的职业范围，他的作品进入了无数人的成长记忆。
罗文的葬礼也颇为庄重。2002年10月29日，香港殡仪馆内外聚集了不少歌坛人士。金庸为丧礼题写“歌在人心”，四字简短，却十分准确。罗文演唱过《铁血丹心》《小李飞刀》等作品，还提携过不少后辈，扶灵名单本身就是一份香港乐坛关系图。
黄家驹的情况更显突然。1993年6月，他在日本录制节目时从高处跌落，抢救无效后去世，年仅31岁。葬礼现场有大批歌迷到来，日本艺人吉田荣作、小田和正等也曾表达哀悼。对许多人来说，失去的并非一个主唱，而是一个乐队最重要的创作核心。
李小龙的葬礼，则带有跨地域影响。1973年7月20日，他在香港去世，终年32岁。作为演员和武术家，他把中国功夫带到世界银幕。葬礼期间，大批市民前往送行，现场一度拥挤，需要警方协助维持秩序。
这些葬礼有的花费高，有的场面大，有的只留下几句挽词。若只拿金钱衡量，确实容易觉得铺张；但葬礼本来就包含家属意愿、行业地位、公众情感和时代风貌。阮玲玉的长街送葬、杰克逊的定制棺材、梅艳芳的好友扶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告别方式。
葬礼不会改变逝者已经完成的人生，却会替一个时代保存某些细节：谁来扶柩，谁站在人群中，哪一句挽词被反复传述，哪一条街道因为送行而暂时改变秩序。对这些明星而言，所谓昂贵，既有物质上的价格，也有公众多年积累的情感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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