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忽略的秦献公：废除人殉制度，为秦孝公变法成功打下基础

公元前385年深秋，秦国雍城，一座低矮的宫室之内，一个两岁的男孩被他的母亲抱在怀中。

宫室外，喊杀声从东面的街道上传来，越来越近。

母亲的手指抓紧了男孩的衣襟，宦官们四散奔逃。

片刻之后，庶长改率领的兵士破门而入。

刀光闪过。

男孩与他的母亲被拖出宫室，押至城外，沉入了一口深潭之中。

这一年，秦国的国君死了，死在乱兵手里，年仅两岁。

《史记·秦本纪》记下了这行冰冷的文字：“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被迎立的那个人，此刻正在黄河以西的魏国境内，向着雍城的方向策马而行。

他已经在魏国住了将近三十年。

秦灵公十年，公元前415年，灵公去世。

灵公的儿子公子连没有能够即位。

灵公的叔父、公子连的叔祖父悼子被拥立为国君，是为秦简公。

那一年公子连十岁。

他离开了秦国的都城，向东渡过黄河，进入了魏国的地界。

此后的将近三十年，他的身份是流亡者，他的居所是魏国的客馆，他的处境是寄人篱下，他的命运则取决于魏国君主的一念之间。

《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记载了他归国前的一段细节：秦出公的母亲“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在魏国听说秦国国内的状况，决定返回。

他先到了郑所关塞，守关的右主然拒绝放他通过，说“臣有义，不两主”，不承认两个君主。

公子连没有能够从郑所进入秦国。

后来他改了路线，从别处进入，在庶长改和哗变士卒的拥戴下攻入了雍城。

《吕氏春秋》记下了这段曲折：“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

右主然守塞，弗入。”

魏国当时是天下最强的国家。

魏文侯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以法治国；任用吴起训练武卒，改革军制；任用西门豹治理地方，兴修水利。

魏国的国力在战国初期达到了顶点。

公元前408年，吴起率魏军连续击败秦军，完全夺取了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占有的河西之地。

秦国失去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只剩下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处境窘迫。

秦国的君臣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不止一次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公子连在魏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秦国与魏国之间的巨大落差。

魏国的变法成效，魏国的军队编练，魏国的官僚制度，魏国的市场与赋税，他都亲眼见过。

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些见闻的文字，但他的行动本身就是记录。

三十年的耳濡目染，一个在魏国客馆中长大、在魏国朝堂边缘观察了半生的秦国公子，对魏国何以强、秦国何以弱，有着远比雍城中的那些庶长们清醒的判断。

公元前385年，他回到了秦国，成为秦献公。

那一年他四十岁。

献公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人殉制度。

《史记·秦本纪》开篇即记：“献公元年，止从死。”

四个字，斩钉截铁。

秦国的从死之俗由来已久。

秦武公去世时，“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去世时，“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子车氏的三位良臣，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诗经·秦风·黄鸟》中“临其穴，惴惴其栗”的诗句，记录的就是秦国人对人殉的恐惧。

从武公到穆公，人殉的规模不断扩大。

穆公之后，人殉的传统在秦国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献公即位的第一年，才被一道命令终止。

“止从死”三个字，意味着献公在他执政的第一个节点上，选择了与秦国旧贵族最根深蒂固的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人殉制度的受益者是谁？

是那些死后需要有人在地下继续服侍的贵族。

被殉葬的人，则是奴隶、战俘、家臣。

废除人殉，释放的是劳动力，争取的是人心。

献公在魏国见过李悝变法之后的魏国社会，知道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在于多少人为贵族殉葬，而在于多少人在田地里耕种、在战场上厮杀。

废除人殉的同时，献公着手削弱贵族势力。

他采取的手段是推行县制。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献公在位的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这三处地方，蒲在今天陕西蒲城一带，蓝田在渭河平原东南，善明氏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献公将这三地设为县，直接任命官吏管理，不再分封给庶长或公子。

这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县”的名义将地方纳入国君的直接控制之下。

秦国的旧制，国君之下是庶长，庶长之下是各大家族，权力层层分散。

设县，就是把地方的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从旧贵族手中收归国君。

县的设置地点，无一例外都在军事要冲或新征服的边区。

蒲、蓝田、善明氏，或扼守通往河西的通道，或拱卫都城所在的渭河平原。

献公继续推行户籍制度。

《史记·秦本纪》记，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

所谓“相伍”，就是以五家为一伍，将民户编入国家户籍，按户籍征发赋税和兵役。

五家为伍，实际上是一种连坐制度的基础。

五户之间互相监督，一户有罪，其余四户连坐。

这套制度在献公手中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它改变了秦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此之前，秦国的乡村是宗族和家族的地盘，庶长和贵族通过宗族网络控制人口。

户籍相伍，等于在宗族之外，建立了一套由国家直接掌握的、以五户为单位的管理体系。

献公在位的第七年，“初行为市”。

“初行为市”，就是在都城设立固定的交易市场。

秦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商品流通不发达。

设市，是在农业之外开辟一条国家可以征税的渠道。

市税是国家直接征收的，不需要经过贵族。

市场和户籍、县制一样，都是把资源和权力从贵族手中抽出来、送进国君口袋的手段。

迁都栎阳，是献公最具决定性的举措。

《史记·秦本纪》记：“二年，城栎阳。”

栎阳在哪里？

在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一带。

它位于渭河平原的东北部，东距黄河不远，北面是通往魏国西河郡的要道，南面是渭河的水运线路。

献公把国都从西部的雍城迁到东部的栎阳，等于把秦国的政治中枢从旧贵族的腹地搬到了对魏作战的前线。

雍城是秦国几百年的老都，庶长和旧氏族的宅邸、田产、宗庙都在那里。

在雍城，献公的一举一动都在旧贵族的注视之下。

迁到栎阳，他有了一个新的空间来推行他的新政。

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一座军事性的都城。

献公在栎阳筑城、设市、置县，把这座新城变成了他改革的根据地。

旧贵族不会坐视自己的权力被一层一层剥去。

献公在位的年代，秦国的庶长们依然拥有巨大的势力。

庶长改杀出公、迎立献公，献公即位后对庶长改“欲厚赏之”。

《吕氏春秋》记载，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

这件事本身说明，献公的权力基础从一开始就与庶长集团有着复杂的纠葛。

他需要庶长的支持来稳固君位，但他又必须削弱庶长的势力才能推行改革。

献公的做法是渐进的。

他没有像后来的商鞅那样一步到位地废除世卿世禄，也没有直接剥夺庶长的封地。

他通过设县来蚕食庶长的地盘，通过户籍来绕过宗族的网络，通过设市来开辟新的财源。

每一步都有限，每一步都在推进。

改革的力度在增大，旧贵族的空间在缩小。

双方之间的矛盾在献公执政的后期越来越尖锐。

献公需要一个外部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威，也需要一场战争来把国内的注意力从权力争夺转移到对外扩张。

战争的指向很明确：魏国，河西。

献公在魏国流亡期间，可能与魏武侯达成过某种默契。

《史记》没有直接记载这项约定，但后世的叙述中反复出现一个说法：献公曾向魏武侯承诺，在魏武侯在世期间，秦国不与魏国为敌。

这项约定的具体内容无法从正史中完全确认，但献公执政前期确实没有对魏国发动大规模进攻。

他在栎阳筑城、设县、编户、开市，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魏武侯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魏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东转移，国都从安邑迁往大梁，西部的防御相对空虚。

献公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一系列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366年，秦军在洛阴击败魏韩联军。

公元前364年，献公亲率秦军主力渡过黄河，攻入魏国河东腹地，在石门与魏军展开决战。

石门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西南。

秦军由庶长章蟜统领，兵力约八万，魏军约六万。

《史记·秦本纪》记：“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

六万颗首级，是秦国在战国时期对东方诸侯的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战。

魏军的主力在这一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消息传到洛阳，周显王派使者送来黼黻之服。

黼黻是天子礼服上的花纹，白与黑相间为黼，黑与青相间为黻。

周天子把绣有黼黻的礼服赐给秦献公，等于以天下共主的名义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

《资治通鉴》卷第二记载了这一年的战事：“显王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

王赐以黼黻之服。”

石门之战是秦献公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但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八万秦军出征，六万魏军被歼，秦军自身的伤亡史无明文，但一场以斩首六万为结果的决战，秦军的损失不会小。

更重要的是，石门之战打破了秦国与魏国之间脆弱的平衡。

魏国虽然在西线遭受重创，但它的国力根基并未动摇。

魏惠王即位后，魏国在东线对韩、赵的战争仍在继续，西线的防御则由公叔痤主持。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发动了最后一次对魏作战。

这一年，魏国与韩国、赵国在浍水北岸大战，公叔痤率魏军主力东出。

献公抓住这个机会，派庶长国率军进攻少梁。

少梁在今天陕西韩城南，是魏国西河郡的重要据点，也是秦国东出河西的必经之路。

《史记·秦本纪》记：“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

秦军在少梁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将公叔痤，攻取了庞城。

公叔痤是魏国的相国，也是魏军在西线的主帅。

他被秦军俘虏，对魏国西线的防御体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魏国不得不在此后“使龙贾筑长城于西边”，从攻势转入守势。

少梁之战的胜利，把秦献公的威望推到了顶点。

但献公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威望。

少梁之战结束的同年，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

《史记·秦本纪》记：“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秦孝公即位的时候，二十一岁。

他接手的是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秦国。

献公二十四年间推行的改革，已经改变了秦国的权力结构。

人殉废除了，县设立了，户籍编制了，市场开设了，都城东迁了。

但这些改革都是局部的、不彻底的。

旧贵族的势力没有被连根拔起，庶长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献公对魏国的战争虽然取得了石门和少梁两次大胜，但河西之地并没有全部收复。

魏国依然控制着西河郡的大部分地区。

秦国的国力增强了，但还没有强到可以独自对抗魏国的地步。

孝公面对的局面，在他即位后颁布的求贤令中说得非常清楚。

《史记·秦本纪》完整地记录了这个命令的内容：“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道命令中，孝公把秦国的衰落追溯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而把献公的即位和迁都栎阳作为秦国重新振作的起点。

“思念先君之意”，这个“先君”指的就是献公。

孝公知道，他的父亲做了什么，没有做完什么。

献公打开了通往河西的道路，但没有走完；献公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但没有清除；献公引进了魏国的经验，但没有系统化。

孝公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完成这些事。

这个人从魏国来了。

卫鞅，卫国的庶出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

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

魏惠王没有用他。

公叔痤又劝魏惠王，如果不用，就杀掉他，不要让他出境。

魏惠王也没有听。

公叔痤死后，卫鞅听说秦孝公下了求贤令，就向西进入了秦国。

卫鞅在秦国做的事情，在很多方面是献公改革的延续和升级。

献公“为户籍相伍”，卫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把五户一伍的制度扩展为十户一什，把连坐的范围扩大，把惩罚的力度加重。

献公设县，卫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把县制从几个军事据点推广到全国。

献公削弱贵族，卫鞅“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用军功爵制彻底取代了世卿世禄。

献公“初行为市”，卫鞅“重农抑商”，对市场的管理更加系统。

卫鞅做的，是把献公开了头的事情做到极致。

公元前359年，卫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

公元前340年，卫鞅率秦军大败魏军，俘虏魏将公子卬，魏国被迫割让河西之地。

从献公迁都栎阳到卫鞅收复河西，中间隔了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秦国的每一步都在献公铺好的轨道上推进。

孝公的求贤令是这条轨道上的一个节点，卫鞅的变法是这条轨道上的另一个节点。

轨道的起点，在公元前385年的雍城，在一个两岁男孩被沉入深潭的那个秋天。

贾谊在《过秦论》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六世，指的是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

这个计算从孝公开始。

但孝公即位时，秦国的根基已经由他的父亲打下了。

献公的二十四年，是人殉被废除的二十四年，是县制被推行的二十四年，是户籍被编制的二十四年，是秦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出击的二十四年。

如果没有献公，孝公接手的秦国不会是一个已经动了手术的国家，而仍然是一个躺在旧制度里无法动弹的病人。

公元前362年，栎阳的宫室之中，秦献公躺在病榻上。

他的儿子渠梁站在榻前。

献公看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没有说话。

他的一生从雍城的宫室开始，在魏国的客馆中度过，在栎阳的城墙上结束。

他废除了一项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制度，设立了几个新的县，编制了一套户籍，开了一个市场，迁了一座都城，打赢了两场战争。

他没有做完所有的事。

他把剩下的交给了儿子。

献公闭上眼睛的时候，栎阳城外的田地里，五户一伍的农户正在按照新的户籍缴纳赋税；东面的黄河岸边，魏国的士兵正在修筑长城；西面的雍城之中，旧贵族的宅邸里，有人正在盘算着如何在新君即位后夺回失去的权力。

而在更远的东方，一个名叫卫鞅的年轻人，还没有听说秦国的求贤令。

栎阳的宫门关闭了。

黄河的水继续向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