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行测差两分。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出租屋的窗帘拉了一半,光从缝隙里切进来,落在屏幕上。
我妈的电话几乎同时打进来。她没问考得怎么样,只是告诉我小姑打电话来问了。我说嗯,没上。她沉默了几秒,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二十四岁,英语专业,普通二本。这三个标签摞在一起,摆在县城的就业市场上,就像一件过季的打折商品。考公是我妈给我画的唯一一条路,也是我自己觉得唯一拿得出手的路。那条路断了,我在出租屋里躺了三天,没开灯,没点外卖,手机调了静音。
我小姑先开的口。她跟我妈说县里中学缺英语老师,临时岗,工资低,没编制,随时可能走人。我妈转述给我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好像怕我拒绝,又好像怕我答应。我说我去。
我查过那个学校。县城边缘,离我住的地方坐公交要四十分钟,早读七点开始。我算了一下,每天五点半起床,赶六点那班车,在车上背单词,到学校刚好赶上早读。听起来很苦,但我需要一件事来填满生活。或者说,我需要一件事来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学校比我想象的还旧。教学楼的外墙是那种褪了色的淡黄色,走廊的栏杆有些锈迹。教务处主任带我去办公室的时候,路过一个教室,里面乱哄哄的,一个男生站在桌子上,旁边的人都在笑。主任喊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教室瞬间安静了。他转过头告诉我,这就是我要带的班。
初二七班。
我知道,这个班的英语平均分在年级排倒数第一,已经连续两个学期了。上学期期末,全年级八个班,他们班的英语平均分比倒数第二名低了将近十分。前任英语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带了一个学期,据说是哭着辞职的。
我准备了很久。在出租屋里对着镜子练了三遍,把每一句话都写在了教案本上。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但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我还是慌了。五十多双眼睛看着我,有的好奇,有的冷漠,有的干脆趴在桌子上。我开口说了一句英语,声音有点抖。后排有个男生笑了一声,问我紧张什么。
全班都笑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粉笔,不知道该说什么。那种感觉跟考公失败不一样。考公失败是一种钝痛,是关起门来自己消化的事。但站在讲台上被学生笑,是一种锐痛,是当场被剥开的感觉。我想转身走掉,但我没有。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他们我是新来的英语老师,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学期我们一起把英语搞上去。
底下有人说,搞不上去的,我们班英语没救。
我说,试试看。
办公室里,旁边的数学老师递给我一杯水,告诉我七班不好带,让我别太较劲。我说我知道。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班换过三个英语老师了,最长的带了一个学期,最短的只待了两个月。我说那我是第四个。他说对,我是第四个。
我问他,为什么这个班英语这么差。他说,去看他们初一期末的成绩,不是所有人都差,是有一半人差,另一半人被拖垮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没有急着上课。我让全班做了一份初一的英语试卷,不难,都是基础题。收上来之后我一份一份地看,看了整整一个晚上。五十三个学生,有十七个人能及格,剩下的三十六个人里,有二十一个人的分数在四十分以下。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二十一个人里,有十四个人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在班里排中上游。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笨,他们只是英语没跟上。
我找那几个学生聊过。一个男生告诉我,他初一下学期生病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英语就跟不上了。老师讲的他听不懂,他也不敢问,越来越差,干脆就不听了。另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小学没学过英语,初一第一节英语课老师全程说英语,她一个字都没听懂,从那天起她就觉得自己学不会英语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成绩差是因为不努力,是因为笨。但坐在我面前的这些学生,他们不笨,也不是不努力。他们只是在某一个节点上掉了队,就再也没有人拉他们一把。
这让我想到我自己。
考公那半年,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做了三千多道行测题,背了无数遍申论模板。我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但我还是差了两分。那两分是怎么丢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可能是数量关系的一道题,可能是资料分析的一个计算,也可能是涂卡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也没有人拉我一把。
我忽然觉得,我和这些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某个节点上掉了队,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他们是差生,我是失败者。
我开始做一件事:把初一的内容重新讲一遍。从最简单的音标开始,从字母组合的发音开始,从最基本的句型开始。我知道这很慢,我知道进度赶不上,但我想让他们先听懂。
很难。有些学生觉得丢脸,初二了还在学初一的东西。有个女生直接告诉我,让我别讲了,她学不会。我说你不用学,你听就行。她说听了也没用。我说你听一个月,如果还是没用,你就不听。
她没说话,但也没走。
我每天早读都提前到教室,在黑板上写十个单词,让他们跟着读。不要求背,不要求默写,只是读。读对了,我就画一个勾。读错了,我就再读一遍。有时候一个单词要读十几遍,全班才能读齐。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在教一群从来没接触过英语的人。但他们不是没接触过,他们是接触过,被吓退了。
我慢慢发现一件事:这些学生缺的不是智力,是信心。他们不是学不会,是觉得自己学不会。这种自我否定比任何知识漏洞都难补。
有个男生,叫周远,英语从来没及格过。我注意到他上课的时候其实很认真,笔记也记,但从来不举手,从来不开口。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读一段课文。他读了,磕磕巴巴的,但发音比我想象的好。我告诉他读得不错。他愣了一下,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他说从来没有人说过他读得好。
他上课开始举手了。
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学生会觉得自己学不会英语。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每一次考试都是三四十分,每一次被点名回答问题都是沉默,每一次家长会都被当作反面例子。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你不行。这个信息重复了两年,就变成了他们对自己的认知。
这跟我考公失败的感觉一模一样。我收到了一个信息:你差两分,你不行。这个信息只出现了一次,但它的杀伤力足够让我在床上躺三天。而这些学生,他们接收这个信息接收了两年。
我开始觉得,教他们英语,其实不只是教英语。
我几乎没有备过常规的课。我不按教材的进度走,也不按考试大纲走。我把初一的课本找出来,从第一单元开始,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过。每个单元我只讲三件事:单词怎么读,句子怎么造,短文怎么理解。其他的,语法术语、固定搭配、完形填空技巧,我全部先放下。
我知道这很冒险。期中考试的时候,七班的英语平均分还是倒数第一,但比上学期期末高了六分。年级组长找我谈话,说这个教法不行,进度太慢,期末考试怎么办。我说再给我两个月。他说两个月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他说,我一个临时老师,这么较劲干什么。
这句话让我愣了很久。是啊,我一个临时老师,随时可能被辞退,我这么较劲干什么。我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上课,反正工资照拿,反正没人指望我把这个班教好。但我没有。我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我在这群学生身上看到了我自己。他们都是被放弃的人,我也是。如果连我都放弃他们,那还有谁会拉他们一把。
我做了一件更冒险的事。我把全班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六到七个人,组里必须有一个英语及格的和一个英语不及格的。我让及格的学生当组长,负责帮不及格的学生背单词、读课文。我每天只检查组长的进度,组长再检查组员的进度。
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我只知道,我一个人教五十三个学生,我教不过来。但如果五十三个学生互相教,也许可以。
效果不好。有些组长自己都不想学,更别说帮别人。有些组员不配合,觉得被管着丢脸。我每天放学后留半个小时,把八个组长叫到办公室,一个一个地过单词。他们读对了,我就让他们回去教组员。他们读错了,我就再教一遍。
有一个组长告诉我,他自己都考不及格,怎么教别人。我说你不需要考及格,你只需要比你教的人多会一个单词。你多会一个,你就教一个。你多会两个,你就教两个。
他想了想,说,那我试试。
我把初一的单词表打印出来,一共八百多个单词。我让每个小组自己分配,每天背二十个,互相检查。我自己也背,每天早上在公交车上背,到学校跟学生一起默写。我默写错了,他们也笑我。那种感觉很好,像是我们站在同一条线上。
我没有特别紧张。我告诉自己,不管考成什么样,这学期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
教务处主任打电话给我,语气很奇怪。他让我猜七班英语考了多少。我说不知道。他说,年级第一。
我以为他开玩笑。他说,真的,平均分比第二名高了三分。我说不可能。他说,你自己来看。
我去了教务处,看了成绩单。初二七班,英语平均分八十七点三,年级第一。上学期期末,这个数字是五十二点一。
我站在那张成绩单前面,站了很久。
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教学方法,也没有给学生加多少课。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我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学会。
这件事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因为让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学会,不是靠说几句鼓励的话。你需要让他真的学会一个单词,真的读懂一个句子,真的做对一道题。他需要看到证据。而这个证据,只能一点一点地积累。
周远英语考了七十八分。他从来没及格过。他拿到成绩单的时候,跑到办公室来找我,告诉我他及格了。我说我看到了。他说他从来没想过他能及格。我说他知道了。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那种开心,我在考公成绩出来后,从来没有过。
但我必须承认一件事。七班英语从倒数第一冲到年级第一,这件事并没有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依然是一个临时老师,没有编制,工资低,随时可能被辞退。我依然不知道我以后会在哪里。我依然会在某些深夜想起那两分的差距,想起我妈在电话里小心翼翼的沉默。
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曾经觉得,考不上公务员,我的人生就完了。这种想法很荒谬,但它是真实的。在我二十四岁那年的认知里,体制内是唯一的正途,其他的都是歧路。我小姑跟我说去当临时老师的时候,我内心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甚至有点羞于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
但我不这么想了。
我在七班待了七八个月。这七八个月里,我看到的不是一群差生,而是一群被系统忽略的人。他们的语文数学成绩不差,智力不差,努力程度也不差。他们只是在某一个节点上掉队了,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这个标签贴了两年,他们就真的以为自己差。
而我,我考公失败了一次,就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这个标签我只贴了三天,但三天已经足够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想说的是,我们太容易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标签了。考公失败就是失败者,临时老师就是没出息,班级倒数就是差生。这些标签看起来很合理,因为它们有数据支撑,有事实依据。但它们忽略了一件事: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
七班的英语平均分从五十二涨到八十七,这中间发生的事情,不是数据能解释的。它是一群学生重新相信自己能学会的过程,也是一个临时老师重新相信自己有价值的过程。
我依然不知道我以后会在哪里。也许我还会去考公务员,也许我会去考教师编制,也许我会继续当临时老师。我不觉得当临时老师是一件丢人的事,但我也不觉得它会是我一辈子的事。我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了。
因为我知道了一件事:我在某个地方,做成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我的处境。但它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即使我没有走那条被所有人认可的路,我也能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
考公失败的那两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丢在哪里。但我知道另一件事:如果那两分没有丢,我就不会去七班。如果我没有去七班,我就不会遇到周远,不会遇到那些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不会知道一个临时老师也能做成一件事。
我没有原谅那两分。我也没有跟那两分和解。我只是不再觉得那两分定义了我。
周远发来一条消息。他说他暑假在自学初三的英语,问我能不能给他推荐一本语法书。我给他推荐了一本,他说谢谢老师。我说不客气。他说,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要是不教了,我会想你的。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回了一句:我也想你。
这就是我二十四岁的故事。它不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它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一条被堵死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发现拐弯后的路,也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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