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五百，他交完钱，第二天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五百，他交完钱，第二天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我陪大伯去镇上交那五百块罚款、第二天又看着他往村口拉秸秆那年，三十四岁。

我在县城一家汽修铺干活，修车、换胎、补漆，什么来什么。那年国庆放了七天假，我回了村。大伯叫王守田，六十三，一个人过。大伯母十年前走的，一个儿子在苏州一家电子厂，一年回来一趟，回来待三天。大伯种着七亩地，四亩玉米，三亩麦子，从种到收都是自己一个人。

那年秋天旱。玉米掰完拉回家，地里留下一片茬子和满地秸秆。玉米秸秆不像麦秸那么好处理，秆子粗，硬，一车一车往家拉没地方搁，往地里翻，旋耕机又不肯下深，翻不进去，来年播麦子地会空。

村里年年喊禁烧。开春就挂横幅，红布白字，挂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上。夏天有宣传车，从村道上慢慢开过去，车顶上的大喇叭一遍一遍念。地头还立着牌子，写着禁止露天焚烧秸秆。镇上说天上还有"蓝天卫士"摄像头，铁塔上装着，地上跑着无人机，谁家地里冒烟，屏幕上就能看见。

大伯种了一辈子地，这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扔在地里不烧，就得自己往外运，运一亩得小半天工夫，还得有车。打捆的车倒是来过村里，可那是给集中连片的大地块打的，一亩地还要几十块，大伯这七亩散在三处，人家不来。

那天他点了火，是下午五点多，天刚擦黑。

我那天在县城还没回来，是后来听人说的。他把地头的两堆秸秆用杈子拨拉在一起，划了一根火柴。秋天的玉米秸秆干得脆，火苗子一蹿就起来了，白烟一股一股往天上翻。

火起来不到十分钟，镇上的执法车就拐进了田埂那头。

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拿手机拍，一个拿着本子记录，还有一个戴着手套，拿铁锹把边上的余火拍灭。大伯站在原地，一句话没说。他手里那根杈子还拿着，杈子头上黑了一块。

第二天上午，镇上打电话，让他去一趟。

是我骑摩托车带他去的。镇上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一栋两层楼的二楼，走廊不宽，墙上贴着一排公示。办公室里摆着一台复印机，一张办公桌，桌上一个印台。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让他坐下，把一张纸推到他面前，一条一条念给他听，念的是他违反了哪一条，按规定可以处五百块到两千块的罚款。

大伯听完了，问了一句，最低是多少。

小姑娘说，最低五百。

大伯说，那就五百。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那布包我认得，是他一直揣着的，布里裹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在布包里头。他把铁盒打开，里头是一沓钱，有整的，也有散的，压得很实。他数出五张一百的，搁在桌上。钱有点霉味，角是折的，有两张还是从中间用透明胶补过的。

小姑娘给他开了票。收据是打印的，红章压在落款上。大伯签字，字写得慢，手一按上去就抖。他把收据折成四折，塞进布包最里层，跟铁盒子挨着。

从镇上回来这一路，他没说话。摩托车后座上他坐得笔直，风把褂子吹得鼓起来。到家他把车撑子一支，蹲在门槛上抽了两根烟，抽完把烟头摁在门槛的石头上。

那天夜里我睡在东屋，听见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来回走了好几趟。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是被三轮车的声音吵醒的。

我披了衣裳出去，看见大伯在往三轮车上装秸秆。他把地头没烧完的那些，一杈一杈挑上车斗，压实，踩实，车斗两边还拿绳子拦了一道。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问他，干啥去。

他说，拉村口。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想的是，这是不服气，要去村口那片空地上点火，让全村都看见，让镇上再来一趟。我赶紧把鞋穿上，说，大伯，你别想不开，那五百块交了就算了。

他说，你帮我推车。

他那一车装得高，过门槛上坡我一个人推不动，两个人一边一个使了好几回劲才推出去。到了村口那片空地上，他把绳子解开，一杈一杈往下卸，卸完码成一小垛，码得齐整，像码柴火垛那样，底下垫了几块砖，怕受潮。

他卸完一车，回头又去拉第二车。

我在旁边看着，劝也不是，拦也不是。第二车卸完，他回家拿了一块三合板出来给了我一趟车，是他原来盖鸡窝剩的。他从灶屋里翻出一瓶红油漆，瓶口结了一层壳，他拿铁条捅开，蘸着油漆，在板子上写了几个字。

写的是：玉米秸秆，白送。喂牛、垫圈、烧火都行，谁要谁拉。

写完了，他把板子往那垛秸秆上一靠，压了块石头。

那一整个上午，没人来要。

中午有几个下地回来的从他跟前过。有个老头停下看了看，问他，老王，你这干啥。大伯说，白给。那老头笑了一声，走了，走出去老远又回头看了一眼。

下午两点多，村东头养牛的老周开着车来了。他有七八头牛。他把车停在垛子边上，绕着转了一圈，弯腰扯了一根，掰开看了看，说，干得透。他装了满满一车拉走了。回过来第二趟的时候，他站在车边上问大伯，多少钱。

大伯说，不要钱。

老周说，不要钱我拿了两车，不像话。

大伯说，你要拿钱，你就别拉。我这不是卖，是清地方。

老周愣了一下，从兜里摸出一包烟塞给大伯，拉上第二车走了。

第二天来的是李婶。她拉了两趟，说是垫鸡窝、垫猪圈。第三天，邻村一个搞食用菌的，开着三轮车来了，一问是做菌棒的，说玉米秸秆有地方要。他前后来了两趟，把剩下的全拉走了。走的时候从车斗里拎出两袋复合肥搁地上，说，给大叔你种麦子用。大伯不要，那人把车一发动就跑，追不上。

那一小垛秸秆，堆的时候用了三趟车，拉走的时候一个人一个车，两天就没了。

第三天上午，村支书来了。

他来的时候脸上绷着，脚步也快，走到垛子跟前站住了。他大概也是听说了，以为大伯在村口立了牌子，是要跟镇里置气。他站了一会儿，把那块三合板上的字看了两遍，又看了看那块空地。

大伯坐在空地边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

支书问他，老王，你这是闹的哪一出。

大伯说，闹啥，我这秸秆没地方放。打捆的车不来我这散地，一亩还要几十块，我这七亩，四百多。我一把火烧了，罚我五百。一亩玉米，掰完了晒干了，刨掉种子、化肥、机耕的钱，一年到头剩不下几百。五百块够我买两袋复合肥。

支书没接话。

大伯又说，那我总得给它找个去处。搁村口，谁用谁拉走，我不烧，也不费我的工。

支书站了一会儿，说，你那打捆的事儿，我给你问。

过了七八天，镇上的打捆机真来了一趟，还有个收储点的人在边上记数。机器在地里走了两圈，把剩下的秸秆打了捆，一捆一捆码在地头，等着车来拉。

那块三合板，大伯一直立在村口，立到入冬。秸秆早拉光了，板子还立在那儿。后来下了一场雪，红油漆的字让风吹得发白。

开春，他把板子扛回家，钉在灶屋的墙上。钉子钉在两角，钉了两回才钉进土坯里。

那年之后的秋收，我再回村，见着他地头干干净净的，秸秆不是打了捆，就是拉回了家。

村里有人问他，老王，今年还烧不烧。

他蹲在门口择菜，头也没抬，说，不了。

他说，烧一把，罚五百，还得自己去镇上签字。这钱我买化肥，比喂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