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江西兴国县长冈公社，54岁的钟发镇坐在昏暗的屋里，反复端详一张纸。他不是要申诉田地，也不是请求照顾，而是想证明一件埋藏了几十年的往事：自己究竟是不是红军战士。
那封信送到李先念手中时，李先念起初只觉得名字熟悉。拆信后，记忆很快被唤醒。钟发镇写道：“老首长，我是过去在您身边工作的红小鬼，请您证明我的身份。”
这句话背后，压着一家人的生活。钟发镇回乡务农三十多年，平日沉默少言。到了后来，有人查出他曾参加红军，便指责他当年开小差，甚至说他是叛徒、是旧军队的人。身份没有得到确认，流言却越传越凶。
他本人还能忍受，两个儿子的遭遇却让他无法继续沉默。大儿子从江西医学院毕业后，迟迟没有得到工作安排；二儿子则受到牵连，连升学机会也失去了。一个农村家庭，能培养出大学生并不容易，这几乎耗尽了全家的心血。
钟发镇不是凭空向李先念求助。早在1936年西路军作战期间，他就是红三十军的译电员，曾与李先念有过直接工作接触。只是此后几十年，他改名换姓，身份长期无人作证，才落到被人怀疑的地步。
1919年，钟发镇出生在兴国县长冈。这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区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钟发镇8岁时，父亲因早年参加农会活动受到牵连，为保全家人而离世。红军到来后，长冈办起学校，他才有机会识字。
13岁那年，钟发镇看到乡亲们敲锣打鼓送年轻人参军，便跑到红军驻地要求入伍。干部嫌他年纪小，不肯收留。他站在那里不走，反复表示：“我就跟着队伍走。”部队只好把他安排进后方医院，后来又送入军医学校学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医院动员年幼人员留下，并发给遣散费，钟发镇仍不愿离队。因为识字，他被编入红五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员，承担鼓动、联络和收容掉队人员等任务。
宣传工作并不轻松。部队还没有抵达，宣传员往往要提前赶到险要地段，向疲惫的战士喊话。夜里行军，白天工作，饿了啃干粮，渴了喝路边的水。一次照顾伤员时，钟发镇掉在队伍后面，冒雨追赶，险些滚入湍急河水，幸被巨石挡住。
抵达泸定桥时，他个子太矮，够不着两侧铁索，只能手脚并用爬过桥面。翻越夹金山时，他脚趾冻伤，留下终身疤痕。长征并不是一条清晰的道路，许多人连部队要去哪里都不知道，只能凭着服从组织和坚持行军活下来。
红军会师后，钟发镇又经历了草地行军和部队调整。1936年，他进入红九军担任译电员，后来随部队西渡黄河，成为西路军的一员。那支部队远离根据地，补给困难，又面对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处境十分艰难。
古浪一战，红九军被重兵围攻，弹药不足，仍坚守数日。城破后，钟发镇没有枪，只能拿刀藏在暗处，趁敌军混乱时砍断马腿。红九军损失惨重，随后缩编，他被调入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
在红三十军军部，译电员人数很少，重要电文常由他们直接送到首长手中。钟发镇曾翻译过西安事变相关电报，也因此与李先念多次见面。后来部队被迫分散突围，他发出最后一封求援电报后，按照命令砸毁电台。
突围途中，钟发镇与几名机关人员因缺乏经验，生火后没有清理痕迹，很快被敌军循迹包围。被俘后，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译电员。由于年纪小，他被送到一名军官家中照看老人，后来又进入劳作场所。
1941年，他借外出领粮的机会取得路条，设法离开青海，原想前往延安寻找部队，却因道路受阻，只能一路辗转。直到1943年春，他才回到兴国老家。为躲避牵连，他改名换姓，靠做苦工生活，再没有主动提起那段军旅经历。
几十年沉默，换来的却不是安宁。身份问题影响到本人，也波及子女。李先念收到信后，回忆起这名当年的译电员，向江西方面说明情况，证实钟发镇确曾在红三十军工作，并要求依照相关政策落实其红军失散人员待遇。
地方核实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那个长期被当作普通农民的人，才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身份。关于他的经历，公开报道还提到，晚年当地曾对其住房和生活给予帮助。对钟发镇而言，这份迟来的确认，不是荣誉装饰，而是替几十年的人生作证。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