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万块钱压在我心头整整三年,像块浸了水的棉被,又沉又冷。我叫阿芳,家在广西柳州底下一个叫石桥屯的小村子。三年前,我爹肝上长了瘤子,县医院说要五万块动手术,不然熬不过那个冬天。我娘把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的银镯子都当了出去,也才凑了一万多。眼看我爹在床上咳得直不起腰,我蹲在院门口哭,阿强就是那时候出现的。他跟我一个村,比我大五岁,开辆半旧的东风货车跑运输,人老实得整天说不了几句话。他也没多问,隔天下午,拿报纸包着一沓钱塞到我手里,说:“先拿去用,人命要紧。”我数了两遍,整整五万。我娘跪下去要给他磕头,他一把捞起来,转身就跑了。
可那五万块还是没能把我爹从鬼门关拉回来。过完年,人就没了。丧事办完,我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看着墙上爹的黑白照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五万块钱,我得还。
后来我跟着村里的姑娘去了广东佛山,进了电子厂,在流水线上插线路板。厂里管吃管住,一个月到手三千多。我留二百块钱买卫生巾和日用品,剩下的全存起来,攒够一万就坐邮局汇给阿强。阿强不收,发短信跟我说:“你先别急,你娘身体不好,留点钱给她。”我没听,还是照寄。头一年寄了一万,第二年寄了五千,第三年又寄了五千。三年下来,还了两万,还剩三万。那三万就像一座大山,我每次想起,就觉得喘不上气。
今年三月初,我娘打电话来,声音直哆嗦:“阿强他妈住院了,心脏要搭桥,得五万块。阿强把他那辆货车挂到网上卖了,还没卖出去。”我握着手机,一下子懵了。阿强那车是他的命根子,他跑运输就指着它吃饭。为了帮我,他当年没舍得换新车;现在他妈病成这样,他还得卖车。我欠他的还没还清,他那边又塌了天。那一晚上,我在出租屋的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全是他当初塞钱给我的样子。我算了一笔账:我卡里有三万,那是攒着要还他的。可这三万给了他妈治病,他妈的命保住了,我的债也还清了,两全其美。要是我不给,他卖了车,以后日子更难。这么一想,我抓起手机,给阿强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三声,他接了,声音哑得不像话:“喂?”我深吸一口气,说:“阿强,我是阿芳。那钱……我实在还不上了。”他说:“谁催你了?别瞎想。”我说:“我想了一晚上,要不,我嫁给你,以身抵债吧。”电话那头一下子没声了,过了十几秒,他闷闷地回了一句:“你脑子进水了?我缺的是钱,不是人。”然后“啪”一声挂了。
我愣在床上,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手机屏幕上。他拒绝了我,拒绝得那么干脆。可我心里没有松快,反而更堵得慌。他说他缺钱不缺人,我算什么呢?连抵债的物件都算不上。那晚我一夜没睡,第二天跟厂里请了假,买了张回广西的硬座票,十几个小时,一路睁着眼到家。
进了家门,我娘拉着我的手就哭:“你强哥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了,人都瘦脱相了。”我扔下包,骑着家里的破电动车去了县医院。到病房门口,我看见阿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手撑着头,头发乱糟糟的,后背弓成一只虾米。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说:“婶子呢?”他指指病房:“刚睡着。”我站起来,轻轻推门进去,看见阿强娘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脸蜡黄蜡黄的。我坐在床边,握住她冰凉的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医院里守着。阿强娘身上插着管子,不能翻身,我帮她擦背、换尿不湿、喂米汤。阿强一开始不让我干,把我往外推,说:“你一个黄花闺女,干这个不合适。”我说:“你当初借我钱的时候,怎么没说不合适?”他就噎住了,红着眼睛转过身去。阿强娘有时候清醒,拉着我的手说:“阿芳啊,强子对不起你……”我赶紧打断:“婶子,别说了,是咱家欠他的。”她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滑到枕头上。
第七天,医生找阿强谈话,说再不做手术,最佳时机就没了。阿强蹲在楼梯间,抽了一地的烟头。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从兜里掏出那张银行卡,说:“阿强,这里面有三万,正好够手术费。你拿去。”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嗓子里像含了砂石:“不行,那是你还我的钱。”我说:“对啊,我现在还了,你拿去救婶子,咱俩的账清了。”他猛地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腕:“阿芳,你知不知道这钱你攒了多久?”我甩开他,说:“管它多久,钱就是要花在刀刃上。婶子的命,比我的钱值钱。”说完,我转身去缴费窗口,把卡里的三万全刷了。拿收据回来的时候,我腿都是软的,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终于还清了,我阿芳不欠他阿强了。
阿强娘的手术很顺利,恢复得也不错。出院那天,我帮阿强把他娘扶上那辆还没卖掉的旧货车,自己也跟着爬上车斗。风很大,吹得我头发乱飞。阿强从驾驶室探出头,喊:“阿芳,你坐前边来!”我摆摆手:“不了,后边凉快。”他娘在副驾上笑:“这丫头,犟脾气跟强子一个样。”
回村待了三天,我又得回广东。走之前,阿强到我家来,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你回了厂里再拆。”我上了火车打开,里面是三千块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阿芳,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省着。还有,你说那个以身抵债的事,我回去想过了——你要是真愿意,等你还完账,咱俩再说。别为了钱委屈自己。”我捏着纸条,又哭又笑。原来他记着那句话,只是怕我委屈。
回到佛山,我恢复了流水线的日子,心里却种下了一颗种子。我每天加班多干两个小时,周末去菜市场帮人剥虾,一个月能多挣一千五。我想着,等我把那三万块重新攒出来,我就回村找阿强,跟他说:我以身抵债,不是因为欠钱,是因为喜欢你。可这时候,厂里来了个新主管,姓陈,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总带着笑。他见我干活实在,经常让我去办公室喝茶,跟我说他老家是桂林的,离我那儿不远。工友们都说:“阿芳,陈主管对你有意思,你跟他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苦了。”我没吭声,但心里确实有点活动。我多大?二十四了,在农村算老姑娘了。阿强从来不说喜欢我,万一他只是感激呢?我要是巴巴地凑过去,是不是太贱了?这么一想,我又缩回去了。陈主管约我吃饭,我答应了。他带我去吃西餐,给我切牛排,讲笑话,我坐着,心里想的却是阿强那张黑黑的脸。我知道我这人没出息,可我控制不住。
五一前一天,陈主管说要带我去珠海玩,我收拾了行李,正准备出发。楼下忽然有人按喇叭,我探头一看,愣了——是阿强。他开着他那辆旧货车,就停在厂门口,车斗里放着两筐东西,用蛇皮袋盖着。他看见我,咧嘴笑:“阿芳,我娘让我给你送点酸笋和糍粑。”我跑下楼,又惊又喜:“你咋来了?”他说:“跑长途路过佛山,顺道看看你。”说着,他从驾驶室拿出一个保温桶,“我娘早上做的螺蛳粉,说让你趁热吃。”我接过保温桶,沉甸甸的,热乎气透过桶壁暖到心里。陈主管跟过来,一脸不悦地问:“这人谁啊?”我说:“我哥。”阿强看了陈主管一眼,脸上的笑慢慢收了,把两筐东西从车斗上搬下来,闷声说:“那我走了。”我追了两步:“你这就走?”他点点头:“还得赶路。”他发动车子,开出去十几米,又刹住,从车窗探出头,冲我喊:“阿芳,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我想好了——我同意!”我愣在原地:“啥事?”他脸涨得通红,声音却很大:“以身抵债!我缺的是个老婆!”然后一脚油门,跑了。
厂门口的人都看着我。陈主管的脸都绿了,我抱着保温桶,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我转头跟陈主管说:“对不起,珠海我不去了。”他问:“你疯了?他连个新货车都买不起。”我抹着眼泪笑了:“他买不起货车,可他买得起我的心。”
那桶螺蛳粉我吃了一个星期,舍不得一次吃完。阿强那句话,我反反复复想了无数遍。他不是拒绝我,他是怕我委屈。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年底,我辞了工,带着攒的两万块钱回了村。阿强来接我,还是那辆旧车。我跳上车斗,他喊:“坐前面来!”我说:“不,我就爱坐后边。”他笑了,从后视镜里看我,眼睛亮亮的。回家后,我把那两万块钱递给他:“这钱不是还你的,是给咱家换辆新货车的首付。你那车太老了,跑长途我不放心。”他不要,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真拿去以身抵债了。”他这才红着脸收了。
后来我们领了证,办了个简单的婚礼。村里那帮嫂子又来打趣:“阿芳,你真跟强子以身抵债啊?”我笑着说:“对啊,不过不是抵那三万块,是抵他当年借给我爹的那份情。情这东西,一辈子还不完,所以我就用一辈子来抵。”阿强在旁边,笑得像个傻子。
现在,我坐在新房的院子里,看着阿强开着他那辆换过新发动机的旧货车从村口回来,车斗里装着米面,副驾上放着保温桶。他娘身子骨硬朗了,天天在院子里晾酸笋。阳光暖洋洋的,我忽然觉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钱能还清,情还不清,那就拿心来还。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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