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为何成为第八大古都：考古证据与古都标准之争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四日，郑州嵩山饭店会议厅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面对一百多位历史地理学者宣布中国古都学会把郑州定为第八大古都。

掌声持续了多久，没有留下记录；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至今仍在追问的问题：一座城市究竟凭什么进入“大古都”名单？郑州获得这一身份，并不是由于一场会议而开始的。

此前一年，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城址被学者认为是商汤建立的早期都城“亳”。这座城市随后迎来了建城三千六百年的庆典，学术确认又恰好在庆典前后完成，时间上重合，使支持与质疑同时出现。

支持者看到的是郑州商城的年代、规模和城市延续，反对者则担心庆典需求会不会使考古判断过快变成城市荣誉。大古都本来就是个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称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被称为四大古都。它们都是统一王朝的首都，资格很少被质疑。三十年代，开封由于北宋东京的地位而加入，杭州由于南宋临安的身份而被列人名单之中，四大变成六大。

杭州当时就引起争论，因为南宋只控制半壁江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判断改变了讨论方向：评判古都不能只看疆域，还要看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和辐射能力。

一九八八年安阳以殷墟加邺城的组合成为第七大古都。殷墟在安阳，邺城遗址却位于今天河北临漳，两地分属不同省份，这种组合曾遭到质疑。支持者认为，商代晚期和六朝时期，这一地域连续承担了都城功能。

安阳入列之后，七大古都的格局保持了十六年。郑州的加入是在一套标准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的。郑州最有分量的证据来自地下。考古人员在1955年于二里岗发现大型商代城址，规模和文化内涵都很突出，但是传世文献中并没有出现“郑州商城”的名称。

《史记》以及东周以前的文献，都没有直接写明这里就是商汤的都城。支持者根据《诗经·商颂》中对于“商邑”的记载，把二里岗城址同商汤灭夏后的亳都联系起来。

反对者认为遗址测年约为距今三千六百二十岁，只能说明它和夏商之际大体相合，不能因为年代吻合而得出结论。争论的关键，就是一块牛骨刻辞。

学者把其中的“乇”和安阳殷墟甲骨文中“亳”的写法联系起来，认为它就是“亳”的早期写法。该推断有文字学依据，但是也存在不同的意见。甲骨文地名考释本来就不确定，郑州商城没有直接出土刻有“亳”字的证据。

早在一九六一年，郑州商城就被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一九七八年邹衡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才使“隞都”变为“亳都”。一个字的考释变化，使郑州由商代城市变成商朝开国都城。

2003年底，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古都学会等机构在北京召开郑州商都三千六百年学术座谈会，认为郑州商城是商初亳都，并且该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学者的认可。

但是质疑声并没有因此消失。有人认为河南已经有洛阳、开封、安阳三座古都，再增加郑州，就会使“古都”名单失去边界。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李令福当时提出，大古都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曾是全国性政权的都城、建都时间很长、古都遗址与今天的城市重合。

他把商都约一百八十年和郑韩之都约一百七十五年相加，认为郑州的建都积年可以达到三百五十五年。但是两个相隔几百年的时期能不能直接相加，学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支持者所看重的，是三千六百年前的都城位置和现在的郑州城市中心重合，这属于古今城市空间连续性的罕见情况。反对者中，陈桥驿的态度被特别关注。

这位参与过杭州、开封增补工作的古都学界前辈认为郑州的都城时间缺少传世文献的确证。开封有北宋160多年的都城史，杭州有南宋约150年的都城史。

谭其骧生前也说过古都有不同的等级，不能为了凑出一个整齐的数字而降低标准。郑州的争论把“考古证据是否可以独立证明古都身份”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郑州之后，名单又增加了。二〇一〇年九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大同召开年会，正式确定大同为第九大古都。大同古称平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三九八年迁都于此，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九十七年。

该时间短于北宋开封、南宋杭州，但是大同支持者所指的不是年限，而是北魏平城对中国北方政治、文化格局的影响。云冈石窟在这一时期开凿，皇家造像体现了北魏皇权与佛教结合的政治表达，遗址因此不仅是宗教遗迹，也承载了政权合法性的象征。

大同还有辽金时期的西京经历，前后大约有一百八十一年。但是西京是陪都，陪都是否等同于正式首都，本身没有统一的答案。如果陪都可以计入，那么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经历；

不能计入大同核心建都史的只有北魏平城的九十七年。大同平城宫城的位置一直存在着争议。二〇〇三年操场城街发现大型北魏建筑遗址，被认定为宫城遗址后仍有人提出异议，直到二〇〇七年，相关争论还未完全平息。

大同的历史事实比较清楚，争议主要集中在政权性质、建都时长和遗址确认程度上。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成都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会议形成《成都共识》，称成都“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

但是学会之后又否认了曾经作出的“九大古都”或者“十大古都”的正式共识、宣言、决议，认为自己是学术团体，没有权认定谁是第几大古都。相比郑州以纪要记录、大同以年会正式确定，成都使用的是“共识”和“多数参会学者意见”，措辞明显更谨慎，也使“大古都”究竟是正式称号还是学术意见更加突出。

成都的依据一部分来自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成都平原文明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由三星堆转移到了成都金沙。

两处遗址之间没有明显的文明中断，墓葬中也没有可以证明战争或者暴力征服的实用兵器，因此有学者认为古蜀政治中心曾经发生过和平转移。

另一部分由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所构成，即汉代成都已经是全国五大工商业都市之一，唐代成为重要工商业城市，宋代蜀商还创造了交子。成都长期不是统一王朝的首都，但是具有很强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明影响力。

因此支持者认为，古都不应该仅仅根据是否做过全国首都来判断，还应该考虑到多元政权和区域文明在中华历史中所处的位置。问题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古都学会广义统计的古都有217处，涉及到277个王朝或者政权。

杭州所面对的是“偏安政权是否算都城”，安阳所面对的是邺城与安阳是否可以合并计算，郑州所面对的是文献不足与考古推断，大同所面对的是短期建都和陪都资格，成都所面对的是区域文明与割据政权能否进入同一序列。

每次增补就解决了一个城市的问题，但是没有建立一套所有城市都适用的标准。二〇〇四年到二〇一六年期间，郑州、大同、成都相继被纳入到大古都的讨论之中，也正是城市文化品牌以及文旅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

“古都”是学术称谓，也是城市形象、文化项目和历史遗产保护的问题。2024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在郑州举行新时代古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北京、西安、杭州、南京、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八座古都的代表参加会议；

大同和成都是否到场，相关记录没有提及。郑州的会刊《古都郑州》已经连续出版了75期，发行到20多个古都城市和100多个历史文化名城，说明“古都”作为地方文化品牌，其运行比名单本身更稳定。

回头看郑州是不是第八大古都，答案不只由那场会议决定。它依靠的是二里岗城址、商亳考释和古今城市空间的重叠，也受制于文献缺失、文字释读和建都年限算法的争议。

郑州之后，大同、成都又扩大了“古都”的含义，但是也使得“十大古都”缺少明确的边界。“大同、成都”之后的“十大古都”，并没有把郑州的“古都”身份确定下来，而把更多的难题留给了后来的人。二十年前会议厅里宣布的那一次，确定了郑州的身份，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