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背后藏着职场无奈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邓州花洲书院的池水映着初秋的天光。

范仲淹五十七岁了。

他坐在书桌前，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作记。

窗外秋风吹过竹丛，簌簌有声。

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几个字。

这时的他，参知政事的头衔已被剥夺一年多，正以给事中的身份出知邓州。

《岳阳楼记》全文三百六十八字，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十四个字，成为此后近千年中国士大夫反复吟诵的名句。

世人记住了这十四个字，却很少有人追问：写下这句话的人，当时究竟站在什么位置。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

据《宋史·列传七十三·范仲淹》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

其先邠州人也，后世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他的父亲范墉是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一个品级不高的幕职官。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在徐州任上去世。

母亲谢氏清贫无依，改嫁淄州长山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名朱说，在朱家长大。

少年时代，他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划粥断齑”的故事就来自这段岁月。

宋人笔记记载，他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佐以腌菜碎段。

应天府书院求学期间，“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半昏倦便用冷水洗脸，如此苦读，终于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礼部选为第一。

入仕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迎养母亲，并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从朱说到范仲淹，这个改名的动作本身，就是对他早年身份困顿的一次清算。

科举成功给了他进入权力中心的入场券，却没有告诉他，这张入场券的有效期有多短。

北宋的官场，到仁宗朝已经运行了六十余年。

太祖太宗时代设计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体制，原本是为了防止五代藩镇割据的重演，但到庆历年间，这套体制的副作用已经全面发作。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做过一个对比：唐武宗会昌年间，河南府有户十九万四千七百余，设二十县；到他上疏时，河南府主客户合计才七万五千九百余，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却仍设十九县。

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两县上三等户能供役的各不过百家，而每县服役之人均在二百以上。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冗官冗吏像藤蔓一样缠住了北宋的财政。

更严重的是，朝廷对地方统得过死，农田水利废弛，江南圩田、浙西河塘“绝大部分毁废”。

范仲淹查到，五代时民间白米每石五十文，到庆历年间已经涨到六七百文至一贯文，贵了近二十倍。

他在《十事疏》里写了一句很重的话：“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这句话是他二十多年地方官生涯积累的判断，也是他后来推行新政的思想起点。

但北宋官场的运行逻辑，并不奖励那些指出问题的人。

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是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

这年冬至前夕，他听说垂帘听政的章献刘太后要让宋仁宗率文武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叩头庆寿。

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一个清要但并不显赫的馆职。

他上了一道奏章，认为皇帝在宫内侍奉太后尽孝可以，但率百官在前殿叩拜，是将家礼与国礼混同，有损君主体统。

更关键的是，他同时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于已经二十岁的宋仁宗。

这封奏章震动朝廷。

刘太后一纸诏书，将他贬为河中府通判。

送行的同僚在都门外说：“此行极光。”

——“光”是光彩的意思。

范仲淹答了一句：“仲淹前后已是三光矣。”

这话里有一种苦涩的自觉：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也知道做对的事的代价是什么。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病故，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

右司谏是言官，职责就是提意见。

这年冬天，宋仁宗因为宠爱尚氏，决意废黜郭皇后。

范仲淹认为皇后无故不可废，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台谏官十余人，到垂拱殿门前求见皇帝，“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之言’”。

宫门紧闭，没有人出来。

第二天，诏书下达，范仲淹被贬为睦州知州。

这一次送行的人更多了，有人说“此行愈光”。

范仲淹时年四十六岁，在睦州仅岁余，又被调往苏州、明州等地。

他的第二次贬谪，在宋人笔记里被概括为“三光”中的第二光。

第三次贬谪发生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

范仲淹此时权知开封府，相当于首都市长。

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官场上极为罕见的事：向仁宗献上一幅《百官图》，图中标注了哪些官员是正常升迁，哪些是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越级提拔的。

吕夷简是当时朝中权势最盛的宰相，范仲淹这一举动等于直接向他宣战。

吕夷简反手弹劾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

结果是范仲淹被贬知饶州。

第三次送行时，有人称他“尤光”。

三次贬谪，三次“光”，士林以此褒奖他的风骨，但风骨的背面，是他在权力核心中一次次被推出去。

如果我们把范仲淹的仕途按时间线排开，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模式：每次他被召回朝廷，都是因为朝廷遇到了麻烦——太后去世需要清算旧账，西夏犯边需要能臣守边，内忧外患需要改革——但每次他试图在权力中枢做点什么，就会被更快地推出去。

他的刚正不阿，在地方上是能吏的标志，在朝堂上却是“不合群”的证据。

北宋官场的运转，需要的不是指出问题的人，而是维持平衡的人。

范仲淹恰恰不是后者。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这个机会似乎来了。

这一年，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同时将富弼、韩琦等改革派人士安插进二府和谏院。

范仲淹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于九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这十件事，核心是整顿吏治，裁减冗官，选拔贤能。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建议，庆历新政渐次展开。

但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在触碰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明黜陟”意味着官员不能靠资历熬年头升迁，“抑侥幸”意味着恩荫入仕的通道被收窄，“精贡举”意味着科举取士的标准要改。

那些靠恩荫、靠资历、靠关系占据官位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位置变得不安全了。

反对的声音很快从四面八方涌来。

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人暗中串联，指使谏官钱明逸向仁宗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

“朋党”这个词，在北宋政治中是一把致命的刀。

庆历四年四月，三十七岁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交仁宗，承认君子确实有党，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不同，皇帝应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篇文章写得雄辩有力，但它恰恰坐实了反对派的指控：范仲淹一党确实在“结党”。

在帝制时代的权力结构中，任何被贴上“朋党”标签的官员集团，都会触发皇帝最深层的恐惧。

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开始动摇的。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同月，富弼罢枢密副使，出知郓州。

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在此之前已被罢免，欧阳修被调往河北。

到这一年秋天，新政的各项措施被逐一废除，磨勘法废止，恩荫制度恢复原状。

庆历新政从庆历三年十月开始推行，到庆历五年九月废除最后一项措施，前后不到两年。

范仲淹在《十事疏》中精心设计的整顿方案，多数根本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

正是在邓州，他写下了《岳阳楼记》。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值得细看：他的朋友滕子京于庆历四年春被贬岳州，原因是被人指控在庆历州任上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

滕子京到岳州后，用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的方式筹措资金，重修了岳阳楼。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自己也被贬出朝廷。

两个同样被贬的人，一个在岳州修楼，一个在邓州作记。

范仲淹在文中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些话，放在一个刚刚被从权力中枢驱逐出去、亲眼看着自己苦心设计的改革方案被逐一废除的人笔下，分量完全不同。

“先天下之忧而忧”——忧的是什么？

从范仲淹的生平来看，他忧的不只是抽象的天下，而是他亲眼见过的具体困顿：巩县七百户百姓供养二百个服役之人，江南圩田废弃后米价涨了近二十倍，西夏犯边时宋军一败涂地。

这些是他做地方官和经略陕西时亲眼看到的东西，是他写《十事疏》时逐条分析过的数据。

“后天下之乐而乐”——乐的是什么？

或许是他相信，如果那些改革措施能够推行下去，百姓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但现实是，他连推行改革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范仲淹有一篇《灵乌赋》，常常被人忽略。

那是他在被贬期间，好友梅尧臣作了一首《灵乌赋》劝他，说乌鸦报凶不报喜，总是招人厌烦，劝他学报喜之鸟，少说那些不中听的话。

范仲淹回写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斩钉截铁地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六个字，是他对自己职场命运的全部回答。

他当然知道鸣叫的代价——三次贬谪，每一次都跟“鸣”有关。

第一次鸣，得罪太后；第二次鸣，得罪皇帝；第三次鸣，得罪宰相。

每一次鸣，都让他离权力中心更远一步。

但范仲淹并非只有这一面。

他在地方上做的事情，往往比在朝堂上做的事情更有成效。

知苏州时，他主持疏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解决了长期困扰苏州的水患。

经略陕西时，他将指挥权不相统一的驻兵分为六将，各三千人，统一号令，扭转了宋军对西夏的被动局面。

他所建立的边防体系，后来被王安石变法的“将兵法”所继承。

在邓州，他创办花洲书院，兴学育人。

这些事，都是他在被贬期间做的。

换句话说，北宋官场把他从中央推出去，他却在地方面上扎下了更深的根。

范仲淹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在赴颍州任途中病故，年六十四岁。

他去世后，谥“文正”。

在宋代，文正是文臣最高的谥号，极少有人能获得。

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自述，他八岁时从乡校中听人诵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就知道了范仲淹等人的为人。

朱熹推原宋代学术，将范仲淹列为理学先驱。

后世的评价，几乎一致地将他置于极高的位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出将入相，文武全才。

但后世评价的“高”，恰恰遮蔽了他职场生涯的“低”。

人们记住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豪情，忘记的是写下这句话的人，当时正在被朝廷一次次地推离权力中心。

人们记住的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忘记的是每一次“鸣”之后，他都要收拾行囊，离开京城。

世人将范仲淹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一个理想主义的符号，但符号化的过程，恰恰抹掉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职场中反复受挫的具体经验。

如果范仲淹活在今天，他的处境或许不会比庆历年间好多少。

一个在会议上直言不讳指出公司结构性问题的人，一个拒绝在升迁问题上与同僚做利益交换的人，一个推动改革触动了太多人奶酪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组织里都很难被“重用”。

他会被尊重，会被赞扬，会被写进企业文化手册，但不会被放在真正能改变什么的位置上。

范仲淹的悲剧在于，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问题在哪里、该怎么解决，但他恰恰因为这种清醒，而被系统排除在解决问题的位置之外。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花洲书院的秋光里，范仲淹写完了《岳阳楼记》的最后一个字。

他搁下笔，推开窗。

池水依旧平静，竹丛依旧簌簌作响。

他五十七岁了，参知政事的头衔已经丢了，庆历新政的十项措施多数已成废纸，富弼在郓州，欧阳修在河北，韩琦在扬州。

他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自己正处在“忧”的深处，而“乐”还远得看不见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