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小就听熟了“四大名著”,这个称呼沿用的年数,可能还比不上家里老人的岁数。几部书早已流传几百年,四本合在一起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必读书,却与近现代出版传播分不开。1953年,冯雪峰和聂绀弩在整理普及古典小说时作出取舍,把六大名著缩成四大。
舍掉的恰好是两部特别会写世态人情的书。吴敬梓把读书人求功名的窘态写透,蒲松龄借鬼狐写人的情义与贪心,两人的写法差别很大,都能让读者从旧故事里认出熟悉的人。它们没能同另外四部一道得到后来那样集中的普及,文人的遗憾也就一直留了下来。
这份取舍有很长的来路。明代小说兴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被并称为四大奇书,历史争夺、英雄聚义、神魔历险和市井生活,各有读者。《金瓶梅》写得贴近人情,也因其中的情欲描写屡遭禁限,文学评价和大众传播从来走得不齐。
清代又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问世。曹雪芹写大族盛衰,把家常话、人物性情和世事变化连在一起;吴敬梓揭士林的体面,蒲松龄把短篇故事写得曲折有味。后来被称为六大名著的,便是如今熟悉的四部,加上《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书商把经典成套推出,让一个便于记忆的组合逐渐进了更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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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普及读物面对的是另一种读者。许多人刚获得读书的机会,出版社要整理旧本、校勘文字、加上新式标点,还要把书送进各地书店。纸张、印制能力和购买力都有限,选择哪些作品先集中推广,直接关系到普通读者能买到什么。
冯雪峰和聂绀弩面对六部经典,选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把《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留在了这套普及读物之外。前三部的故事在戏曲、说书和民间传说里早有群众基础,《红楼梦》又以细密的人物描写和家族兴亡独树一帜。四部长篇摆在一起,读者能顺着人物的命运往下读,也便于在不同年龄、不同阅读程度的人群中传播。
《儒林外史》的读法就有些不同。它没有一位主角贯穿始终,范进、周进、严监生、匡超人陆续登场,一桩小事引出一个人,再牵出另一些人。读者熟悉了这种写法,才会发现那些貌似互不相干的面孔,都在同一套功名秩序里转来转去。
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把他看得一文不值;报喜的人一到,旁人的称呼和态度立刻换了。吴敬梓让读者看见,地位怎样改变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分量。书里还有王冕、鲍文卿等珍惜真情、不贪富贵的人,衬得那些满口道德却一心钻营的名士越发难堪。只记得范进挨的那一巴掌,便漏掉了整部书对士人生活的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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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又有另一层传播上的困难。它用文言写短篇,鬼狐故事多,读起来需要一些文字根底,在强调破除迷信的年代,大规模普及也容易遇到顾虑。体裁、语言和时代需要叠在一起,使它在这轮选择中落下了。
蒲松龄写鬼狐时,对人间的官府、钱财与婚姻看得很细。聂小倩的故事能让人记住情义,《促织》又能让人看到一只小虫怎样牵动普通家庭的生死。读者因奇异情节翻开书,读到后面遇见的,却是人的处境。这样的作品少了些英雄大事,多了许多小人物无处申辩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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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名著经过整理出版,借助新华书店、图书室、广播和连环画,进入了更广的人群。后来电视剧再一次把贾府、花果山、梁山和三国人物带进日常生活,几代人能接上同一个故事,“四大名著”也就越叫越熟。
读者的时间有限,一份必读书单确实能领人入门,长期只见四本,也会把另外两本留在视线之外。1953年的取舍给普及留下了鲜明结果,《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文学分量依旧在那里。喜欢英雄和神魔以后,再读一读那些求功名的读书人、讲情义的鬼狐,古典小说里的人间才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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