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北京一处政协办公地点，冯莉娟伏在打字机前整理材料，机器被特意搬到她的住处。郑庭笈负责送取文稿，来回之间，两个人又有了见面的机会。谁能想到，这台打字机，竟成了组织帮助一对离异夫妻重新走近的契机。
事情要从1959年说起。那年，郑庭笈获得特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庭。进门后，他没有见到妻子冯莉娟，只听大女儿郑心楠说：“妈妈搬出去住了。”
这句话并不突然。两年前，冯莉娟已经和郑庭笈办理了离婚手续。只是这段婚姻的背后，既有战火中的生死相随，也有十多年分离造成的陌生，更有一个家庭在特殊年代里的艰难维持。
1941年，郑庭笈在湖南衡阳附近休整，经人介绍认识了17岁的冯莉娟。两人相识不久便结为夫妻。婚后，郑庭笈随部队编入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奔赴抗日战场。
同古保卫战中，第二〇〇师坚守阵地十二天。突围途中，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临终前把部队交给郑庭笈，并嘱托他将队伍带回国内。那时日军封锁了主要道路，部队只能穿越野人山。
山路没有像样的道路，丛林密布，疾病和饥饿接连袭来。郑庭笈带着部队艰难跋涉，还设法将戴安澜的遗骨带回。由于长期失去联系，后方一度认定他已经阵亡，冯莉娟也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
她没有接受。冯莉娟说：“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到他的遗骨。”后来，她在云南玉溪街头遇到了郑庭笈所在的指挥车，夫妻二人终于重逢。那一次相见，结束的是等待，留下的却是战争给家庭造成的深深裂痕。
1948年，郑庭笈被俘。国民党方面准备撤往台湾时，冯莉娟手里已经有了船票。郑庭笈从解放军的教育中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便设法写信劝妻子留下。冯莉娟放弃赴台，带着四个孩子和婆婆来到北京，等待丈夫归来。
北京没有熟人，生活也不宽裕。郑庭笈的旧部黄翔夫妇腾出四合院的西厢房，让冯莉娟一家暂住。孩子逐渐长大，吃穿、教育样样需要花钱。她想出去谋生，却因为“战犯家属”的身份屡屡碰壁。
这不是夫妻感情突然消失，而是现实把一个女人推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位置。为了孩子能够读书、工作，也为了让家庭少受牵连，冯莉娟听从身边人的建议，向狱中的丈夫提出离婚。1957年，郑庭笈同意了。
离婚后，冯莉娟进入打字学校学习。她不抱怨，也不懈怠，练得又快又准，后来留在誊写社工作。对她而言，离婚不是摆脱旧日情感，而是先把几个孩子养大，让这个家能够继续运转。
1959年12月，中央对首批改造较好的战犯实行特赦，郑庭笈获得自由。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特赦人员，谈到冯莉娟尚未再婚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们一定要骨肉团聚。”
郑庭笈受到鼓励，回家却得知妻子已经搬走。他明白，冯莉娟并非没有感情，而是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重新面对这个曾经离开她十二年的丈夫。她担心郑庭笈计较离婚，也担心孩子们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父亲。
有关方面找到冯莉娟做工作，她心里并不拒绝，却始终没有立即答应。1960年，周恩来再次询问两人是否复婚。郑庭笈回答：“家里的事情，还没有料理妥当。”周恩来提醒他：“要体贴妻子的心。”
这句话很重，也很实际。复婚不是一句承诺，而是重新建立信任。1961年，郑庭笈进入全国政协工作，冯莉娟也被调到政协打字。那台搬进她住处的打字机，让郑庭笈有了经常来往的理由。接触增多后，他向冯莉娟说明心意，也让她慢慢放下顾虑。
一个月后，两人正式复婚。只是夫妻关系恢复，并不代表父子之间的隔阂也能立刻消失。郑庭笈的儿子郑心校出生仅一年，父亲便被俘，父子十二年没有真正相处。1953年，母亲曾带他辗转前往东北探望父亲，可年幼的孩子对父亲仍然陌生。
郑心校后来回忆，自己第一次听到“爸爸回来了”，不是从家人口中，而是从老师那里得知。那时他已经知道父母离过婚，也知道父亲的身份与别的孩子家长不同。成长过程中，这种差异曾使他感到压力。
下乡时，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云南，既是接受锻炼，也有意离家庭远一些。父子之间偶有书信，却一直缺少真正的交谈。后来，郑心校赴国外学习并从事医学研究，父子见面的机会更少。
1996年，郑庭笈病重。郑心校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可就在启程前几天，父亲去世。护士回忆，郑庭笈得知儿子将要回来后，天天询问还剩几天。听说儿子尚未抵达，他的神情渐渐黯淡，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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