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到这个村十二年,今年三十五。
天不亮就得起来。先烧一锅粥,馏上两个馒头,就着昨夜剩下的半碟咸菜,把孩子叫醒。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乡小。我给他背上书包,塞个煮鸡蛋在口袋里,看着他蹦蹦跳跳往村口去,才转身回来收拾灶台。
锅碗瓢盆响一阵,天也就亮透了。
院角有三分菜地,种着白菜、萝卜、蒜苗。吃不完的,我隔三差五挑到乡集市上去卖。一把青菜两块,一捆蒜苗三块,运气好的时候,一上午能卖个三四十。卖菜的钱我单独放在一个旧木匣子里,平时买个盐、打个酱油、给孩子买个本子,都从这里出。
地里还有五亩麦子、两亩玉米。种的时候、收的时候,我得请人帮忙。村里有几个留守的男人,都是五十多岁走不动的,一天工钱八十,管一顿午饭。我不好意思让人家白干,饭桌上总要多炒两个菜,再开一瓶啤酒。
就因为这个,婆婆来过两回。
头一回是去年麦收,我请了村东头的老周帮忙。老周五十七岁,人老实,干活也麻利。那天中午我炒了个鸡蛋、拍了个黄瓜、炖了个土豆,还给老周开了瓶三块钱的啤酒。正吃着,婆婆推门进来了,手里拎着半袋自家种的豆角。
她进门先看了老周一眼,又看了看桌上的啤酒,没说什么,把豆角往灶台上一放,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吃饭的时候她一个劲给我夹菜,说我瘦了,地里的活别硬扛,有事喊她儿子。
老周走了以后,婆婆拉着我的手说:“秀兰啊,不是妈多嘴。你一个年轻媳妇在家,老周一个光棍汉子,传出去不好听。”
我当时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碗,水顺着腕子往下流,流到胳膊肘,凉飕飕的。我说:“妈,老周是来帮忙收麦子的,一天八十块钱,我都算好账的。”
“妈知道,妈知道你是正经人。”婆婆拍着我的手背,“可村里人嘴碎,你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别人说什么。以后要找人干活,喊上你二婶子一起,两个人搭伴,旁人也就没话说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辩解。
从那以后,我再找人下地,总要喊上隔壁的二婶子。二婶子六十多了,眼神不好,干不了重活,就在地头给我递个水、看个东西。一天下来我照样给她二十块钱,二婶子推让几回,也就收下了。
我知道婆婆是为我好。可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摸着身边空落落的半边枕头,又觉得委屈。我一天忙到晚,伺候老的伺候小的,地里家里一把抓,就因为男人不在家,连请人吃顿饭都要避嫌。
男人在外面打工,一年回来一趟,腊月二十八九到家,正月初十左右就走。满打满算,在家待十二三天。
头几年我还盼。盼着他回来能帮我修修房顶,换换灯泡,把地里的重活都干了。后来慢慢就不盼了。他回来也累,坐火车坐三十多个小时,到家倒头就睡。睡醒了走亲戚、会朋友,在家的时间其实也不多。
晚上躺到一张床上,反而生分。他身上有股我不熟悉的味道,是外面城市的味道,混着火车上的烟味和旅馆里的肥皂味。我往他身边靠靠,他也往我这边凑,可两个人都笨手笨脚的,像刚结婚那会儿。
第二天醒过来,他背对着我,我背对着他,中间隔着半尺宽的缝。
孩子倒是跟他亲。他每次回来都给孩子带玩具、带新衣服,孩子整天黏在他身上,“爸爸爸爸”喊个不停。我看着他们爷俩在院子里追跑打闹,心里头暖一阵,又空一阵。
暖的是这才像个家。空的是这日子太短了,短得像做了个梦,醒过来还是我一个人。
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村口。孩子哭着不让他走,他蹲下来给孩子擦眼泪,说:“爸爸出去挣钱,给你买大房子,买汽车。”孩子听不懂,还是哭。他站起来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家里没事吧?”
我说:“没事,你安心干活。”
他点点头,拎着包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车开出去老远,我还站在村口。风刮得我脸疼,我抬手抹了一把,才发现自己哭了。
村里跟我一样的女人,少说有二十来个。男人都在外面,有的去工地,有的去工厂,最远的去新疆摘棉花,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
我们平时常凑在一起。上午送完孩子,就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坐一会儿,唠唠家常,说说孩子,骂骂在外头的男人。谁家的男人寄钱回来了,谁家的男人半年没个信,谁家的男人在外面又找了一个,这些话在树底下传得比风还快。
春梅是里头跟我最要好的。她比我小两岁,嫁过来八年,有个闺女。她男人在工地上当架子工,一年也回来一趟。
春梅长得好看,皮肤白,眼睛大,说话声音软乎乎的。我们这群女人里头,就她最讲究,平时还抹个雪花膏,穿件带花的衬衫。
去年秋天,春梅的事传出来了。
说是有人在乡上的旅馆门口看见她了,跟一个男的一起出来。那男的不是她男人,是邻村一个跑运输的司机,常年在外头跑,老婆也在家留守。
这话一传开,整个村子都炸了。
大槐树底下的话题一下子就变了。以前说东家长西家短,现在全说春梅。有人说亲眼看见的,有人说早就觉得她不对劲,有人说她男人在外头肯定也有人,两口子各玩各的。
我那阵子尽量不往大槐树底下去。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去乡上卖菜,回来的路上碰见了二婶子。二婶子拉着我的手,压低声音说:“秀兰啊,你可别跟春梅走太近了。她那事,村里人都在说呢。”
我说:“二婶,春梅不是那样的人。”
“你懂什么。”二婶子撇撇嘴,“男人不在家,年轻轻的,谁熬得住?我跟你说,咱们村这些留守的媳妇,背地里没几个干净的。也就是你,老实,你男人又老实,才没那些花花肠子。”
我听着这话,心里头别扭。好像她夸我老实,是在可怜我似的。又好像我跟春梅走得近,我也就成了那种人。
后来我还是去找了春梅。
她在家门口择菜,看见我来,手顿了一下,又接着择。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那些闲话跟她没关系似的。
我蹲下来帮她择菜,择了半天,憋出一句:“春梅,外头那些话……”
“别听他们瞎咧咧。”春梅打断我,手里的菜叶子扯得哗哗响,“我就是跟那司机去乡上买了趟东西,晚了,没赶上末班车,在旅馆开了两间房。谁知道就被人看见了,添油加醋说成那样。”
“两间房?”我问。
“两间。”春梅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秀兰,连你也不信我?”
“我信你。”我赶紧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信不信。我只知道,春梅那天晚上没回家,她闺女在我家住了一宿。我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听见隔壁院子里春梅她婆婆在骂,骂得很难听,说她不守妇道,丢了她家的人。
春梅的男人后来回来了一趟。没人知道他们两口子在家说了什么,只知道她男人走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从那以后,春梅的男人就很少打电话回来了,钱也寄得少了。
春梅还是那个春梅,还是抹雪花膏,还是穿带花的衬衫。可她脸上的笑少了,说话也少了。有时候我们坐在大槐树底下,别人说笑,她就坐在旁边发呆。
有一天下午,孩子上学去了,地里的活也干完了,春梅来我家串门。
我们坐在堂屋里,我给她倒了杯白开水。她捧着杯子,杯子里的热气往上冒,熏得她眼睛雾蒙蒙的。
“秀兰,”她忽然说,“你说咱们这些女人,活着图个啥?”
我没说话。我也不知道图个啥。
“男人不在家,孩子上学去,家里就剩自己。白天忙忙活活的还好,一到晚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春梅的声音很轻,像在说给自己听,“院里的狗叫一声,都得披衣起来看看。窗户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外面。”
我攥着手里的杯子,杯子很烫,烫得我手心发疼。
这些话我也想说。可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跟婆婆说,婆婆会说我不懂事,男人在外头挣钱不容易;跟娘家人说,娘家人会说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好好过日子别瞎想;跟男人说,他在电话里只会说“再忍忍,等我攒够钱就回去”。
忍忍。忍了十二年了,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村里人都骂我,说我不要脸。”春梅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可他们哪知道,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有多难。灯泡坏了自己换,水管漏了自己修,孩子半夜发烧,我抱着孩子在村口等车,等了半个钟头都等不到一辆。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男人在身边,哪怕什么都不干,能给我搭把手也行啊。”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上有茧子,有冻疮,有割菜留下的疤。这双手干过男人干的活,也干过女人干的活,可这双手再能干,也填不满夜里那空落落的屋子。
“秀兰,”春梅忽然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你别觉得我不要脸。等你再过两年,你就懂了。咱们这个年纪,男人不在身边,不偷情才不正常。”
我猛地把手抽回来,像被烫着了似的。
我看着春梅,春梅也看着我。她眼睛里没有羞愧,也没有辩解,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很深的水,黑沉沉的。
那天春梅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久。
太阳慢慢往西斜,影子拉得很长,从门槛一直拖到屋中央。我坐在板凳上,背靠着墙,墙上贴着孩子得的奖状。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奖状边角哗啦哗啦响。
不偷情才不正常。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耳朵里,拔不出来。
我想起二婶子说的那些话,想起婆婆看我的眼神,想起大槐树底下那些女人们交头接耳的样子。原来在她们眼里,我们这些留守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做没做过,只要男人不在家,你就有嫌疑。
我又想起我男人。他在外头打工,一年回来一趟,他就不想吗?他身边就没有别的女人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赶紧往回压。不能想,想了就是不信任他。他在外头累死累活挣钱,把钱都寄回来,我怎么能怀疑他呢?
可压下去了,它还会冒出来。像水里的葫芦,你按下去,它又浮上来。
晚上孩子放学回来,喊我做饭,我才回过神来。我赶紧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摔倒。孩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蹲久了腿麻。
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春梅那句话。
我不正常吗?
我三十五岁,结婚十二年,男人一年在家十二天。我每天做饭、洗衣、下地、带孩子,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也想有个说话的人,想有个搭把手的人,想夜里醒过来身边有个温热的身子。
可我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一次都没有。
我把菜倒进锅里,油星子溅起来,烫在我手背上,疼得我一哆嗦。我关了火,靠在灶台上,眼泪毫无预兆地就掉下来了。
不是委屈,也不是难过。就是突然觉得,这日子过得没个头。
第二天我去大槐树底下送孩子,那群女人又在唠嗑。看见我来,她们的声音忽然小了下去。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她们刚才肯定在说春梅,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了。
我假装没听见,把孩子的书包带往上提了提,跟孩子说路上小心。孩子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走了。
我转身要走,二婶子喊住我:“秀兰,过来坐会儿呗,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了。
她们正在说谁家的媳妇跟人跑了。说那媳妇男人在外头打工,她在家跟一个收废品的好上了,卷了家里的钱跟人跑了,孩子都不要了。
“啧啧,真是不要脸。”张嫂撇着嘴,“男人在外头拼死拼活,她在家偷汉子,还有良心吗?”
“就是,”李嫂接话,“现在这些年轻媳妇,就是耐不住寂寞。你看咱们那时候,男人当兵一走三四年,不也过来了?哪像现在,一年不见就熬不住了。”
“那也得分人。”二婶子看了我一眼,“像秀兰这样的,就不会。人家老实,本分,男人在外头也放心。”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心里清楚得很。她们说我老实,是因为我还没被抓住把柄。哪天我要是跟哪个男人多说两句话,被她们看见了,我立马就会变成第二个春梅。
在她们眼里,我们这些留守的女人,都是潜在的偷情者。没偷,只是因为没机会,或者没胆子。
不偷情才不正常。
春梅说的是气话,也是实话。是这个村子给我们下的判词。
我坐了一会儿,借口家里还有活,就先走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晒得我后背发烫。路边的玉米长得很高,叶子哗啦啦地响。我走着走着,忽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男人还在家种地。我们俩一起在地里干活,他在前头刨,我在后头种。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喝水,他给我讲笑话,我笑得直不起腰。
那时候多好啊。
那时候我们穷,可两个人在一起,穷日子也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日子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他在外头,我在家里,隔着几百公里,隔着十二个月,隔着十二天的相聚。
我们像两个在不同轨道上跑的人,每年只有十二天的交汇期。过了这十二天,又各跑各的。
我掏出钥匙打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鸡在笼子里趴着,狗看见我回来,摇了摇尾巴,又趴下了。
我放下篮子,拿起扫帚,开始扫地。
扫着扫着,我又想起春梅那句话。
不偷情才不正常。
那我就不正常吧。
我把扫帚往墙上一靠,蹲下来,抱着膝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我蹲到腿麻了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鸡在笼子里叫,该喂了。
我端着半瓢玉米过去,一把一把撒进去。鸡扑棱着翅膀抢食,溅得我裤腿上都是渣子。我看着它们抢,心里忽然空落落的。人要是也像鸡这么简单就好了,有口吃的就什么都不想。
正发着呆,院门外有人喊我。
是婆婆。
我赶紧开了门。婆婆手里提着半篮子青菜,叶子上还沾着泥,一看就是刚从地里拔的。
“妈,您怎么来了?”我接过篮子,把她让进院子。
“路过,给你送点菜。”婆婆四下看了看,“孩子上学去了?”
“嗯,刚走。”
婆婆在堂屋坐下,我给她倒了杯水。她端着杯子,吹了吹,没喝。
我心里有点打鼓。婆婆每次来,要是光送菜,放下就走。今天这架势,是有话要说。
果然,她喝了一口水,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开口了:“秀兰啊,妈跟你说个事。”
“您说。”
“前儿我在村头碰见老周了,”婆婆看着我,“他说你家后墙的瓦松了,想过来帮你整整。”
我愣了一下。后墙的瓦确实松了,前几天下大雨,漏了点水。我正琢磨着等哪天找个人来修,没想到老周先提了。
“哦,”我点点头,“是有点漏,我正想找人呢。”
“找人行,”婆婆说,“可别找老周。”
我看着她,没说话。
“不是妈多心,”婆婆叹了口气,“你一个年轻媳妇在家,老周一个光棍汉子,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不好听。”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是这句话。
“妈,我没找他,”我说,“是他自己说的。”
“他说也不行,”婆婆摆摆手,“你就说你已经找好人了。回头我让你二婶子家的大小子过来帮你整整,他年轻,手脚麻利。都是本家,别人也说不出什么。”
我低着头,抠着指甲缝里的泥。
“秀兰啊,”婆婆拉过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本分,懂事。可这村里的嘴,你也知道。春梅那事,你也看见了。人言可畏啊。”
我点点头。
“咱们女人家,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婆婆继续说,“你男人在外头辛辛苦苦挣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在家把孩子看好,把自己顾好,别让他在外头分心,也别让人家戳脊梁骨。”
“我知道了,妈。”我声音很小。
“你知道就好。”婆婆拍了拍我的手,“不是妈信不过你,是信不过旁人的嘴。咱们行得正坐得端,也得注意避嫌,啊?”
“嗯。”
婆婆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地里的庄稼、孩子的学习,就走了。
我送她到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慢慢走远,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我知道婆婆是为我好。她没说我半句不好,甚至还夸我本分。可我听着,就是觉得不舒服。
好像我只要跟任何一个男人说句话,就是不清白了。好像我活着,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没偷人。
我回到堂屋,看着那半篮子青菜,忽然没了做饭的心思。
后墙的瓦,我自己修。
我找了梯子,扛到后墙根。梯子有点晃,我扶着墙,慢慢爬上去。瓦确实松了好几片,风一吹就哗啦响。我蹲在房顶上,一片一片地按紧。
太阳很晒,晒得我后背发烫。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眼睛里,涩得慌。我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弄。
正弄着,底下有人喊我:“秀兰妹子,你一个人在房顶上干啥呢?小心点!”
我低头一看,是老周。他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站在我家后墙根底下,仰着头看我。
我心里一紧。
“没事,瓦松了,我整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你一个女人家,哪会弄这个?”老周把锄头往地上一放,“我上去帮你吧,快得很。”
“不用不用,”我赶紧摆手,“我自己能行,已经快弄好了。”
“真不用?”老周有点疑惑,“这瓦要是没弄好,下雨还得漏。”
“真不用,”我说,“谢谢你啊周哥,我自己慢慢弄。”
老周看我执意不肯,也没再说什么,扛起锄头走了。
我蹲在房顶上,看着他走远,才松了口气。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委屈。
人家老周好心好意要帮忙,我跟躲瘟神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心里有鬼呢。
可我能怎么办?
婆婆说得对,人言可畏。
我把最后一片瓦按紧,慢慢爬下来。腿有点软,手心都是汗。
我坐在墙根底下歇了一会儿,心里堵得慌。
不偷情才不正常。
春梅的话又冒出来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你正常不正常,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村里那些人说了算的。你跟男人说句话,你就是不正常;你不跟男人说话,你就是装正经。
横竖都是你不对。
歇够了,我拍拍屁股站起来。日子还得过,饭还得做,孩子还得接。
第二天是集。
我本来不想去的,可家里盐没了,酱油也快用完了,孩子的作业本也该买了。不去不行。
我换了件干净衣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挎着篮子出门了。
集上很热闹,人来人往的。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挤在人群里,一家一家地逛,挑挑拣拣。
买了盐,买了酱油,又给孩子买了几本作业本。我看看篮子,差不多了,准备往回走。
刚走到集口,有人喊我:“秀兰!”
我回头一看,是邻村的王大哥。他是跑运输的,经常在这条路上跑,偶尔也会来赶集。我跟他不算熟,就是路上碰见了打个招呼的交情。
“王大哥,你也来赶集啊?”我笑着说。
“嗯,买点东西。”王大哥走过来,看了看我篮子里的东西,“买这么多?一个人拿得动吗?”
“拿得动,没多少。”
“你家住哪村来着?”他问,“是不是前头那个?我正好往那边去,捎你一段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开着一辆小货车,就停在集口边上。要是坐他的车,确实能省不少路,也不用拎着这么沉的东西走回去。
可我脑子里立刻闪过婆婆的话,闪过春梅的事,闪过村里那些人的嘴。
不行。
“不用了王大哥,”我赶紧说,“我慢慢走回去就行,也不远。”
“不远也有二里地呢,”王大哥说,“你拎着这么多东西,多累啊。上来吧,顺路的事。”
“真不用,”我往后退了半步,“我还想再逛会儿,你先走吧。”
王大哥看我执意不肯,也没勉强,笑了笑:“那行,我先走了啊。”
“哎,你慢走。”
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才松了口气。
可松完这口气,又觉得特别累。
不就是搭个顺风车吗?多大点事?搁以前,我想都不想就上去了。可现在,我得掂量半天,得想着别人会不会说闲话,得想着会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我拎着篮子,慢慢往回走。
太阳很大,晒得我头晕。篮子勒得手疼,我换了只手,继续走。
路上碰见几个同村的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跟我打招呼:“秀兰,赶集去了?”
“嗯。”
“怎么不坐车回来啊?”
“我慢慢走,锻炼身体。”我笑着说。
他们笑了笑,骑过去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想,他们会不会已经看见我跟王大哥说话了?会不会已经在心里琢磨了?会不会等会儿到了村里,就有闲话传出来了?
我越想越慌,脚步也加快了。
回到家,我把东西往桌上一放,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气。
好像逃回来的一样。
我喝了口水,稳了稳神。自己都觉得好笑。不就是赶个集吗?至于跟做贼似的?
可我就是怕。
怕什么呢?怕别人说我闲话。可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怕。
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择菜,手机响了。
是丈夫打来的。
我赶紧擦了擦手,接了电话:“喂?”
“嗯,是我。”丈夫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点工地的嘈杂声。
“你那边怎么样?累不累?”我问。
“还行,就那样。”丈夫说,“家里没事吧?”
“没事,都挺好的。”我说,“孩子上学也乖,这次考试还考了全班前十呢。”
“哦,挺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见他那边有人喊他,好像是要干活了。
“你要是忙就先挂了,”我说,“家里没事,你安心干活。”
“等会儿,”他说,“我问你个事。”
我心里一紧。
“什么事?”
“前儿我给妈打电话,”他说,“妈说你家后墙瓦漏了?”
“嗯,有点漏,我已经弄好了。”
“你自己弄的?”他的声音有点怀疑。
“啊,”我说,“我找了梯子,自己爬上去弄的。不难。”
“你一个女人家,爬那么高干什么?”他说,“怎么不找个人帮忙?”
我咬了咬嘴唇。
“找什么人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行。”
他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以后有什么重活,别自己硬扛。找二婶子家的大小子,都是本家,方便。”
“我知道了。”
“别找旁人。”他又补了一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意思?”我问。
“没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找本家的人帮忙,别人也说不出什么。”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原来他也这么想。
原来不光是婆婆,不光是村里那些人,连他,我的丈夫,也觉得我需要避嫌。
也觉得我一个人在家,随时可能做出什么不清白的事。
“你听见没有?”他在电话那头催。
“听见了。”我声音有点哑。
“你别多想,”他说,“我不是不信你。我就是怕别人说闲话,对你名声不好。”
“我知道。”
“行,那没事了,”他说,“我得干活去了。你在家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缺钱了就跟我说。”
“嗯。”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院子里,半天没动。
菜篮子还在脚边,菜叶子撒了一地。
他说他不是不信我。
可他的话里,每一句都是不信。
他要是真信我,就不会说什么别找旁人。他要是真信我,就不会怕别人说闲话。
说到底,他也觉得,我一个人在家,是有可能偷人的。
我忽然觉得特别可笑。
我每天累死累活,种地,带孩子,伺候老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守着这个家,守着他的孩子,守着他的妈,我哪都没去,我谁都没找。
可到头来,所有人都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婆婆提醒我,是为我好。
村里人议论我,是她们嘴碎。
可连他,我的丈夫,也这么想。
那我守着这个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蹲下来,把撒在地上的菜叶子一片一片捡起来。捡着捡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赶紧擦了擦。
哭什么呢?有什么好哭的?
人家也没说你什么,人家也是为你好。
可我就是委屈。
我什么都没做,我为什么要自证清白?
就因为我是留守女人?就因为我男人不在家?
不偷情才不正常。
春梅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来。
我以前觉得,这句话是气话,是春梅为自己辩解的话。
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
在这个村子里,你男人不在家,你一个人守着,你不偷情,你就是不正常。
你跟男人说句话,你就是有问题。
你不跟男人说话,你就是装清高。
你接受别人帮忙,你就是勾三搭四。
你不接受别人帮忙,你就是心里有鬼不敢让人靠近。
横竖都是你不对。
怎么着,都有人说。
我把菜叶子捡完,端着篮子进了厨房。
我把菜往水池子里一放,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冲在菜叶子上,溅得到处都是。
我靠在灶台边上,看着流水发呆。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我行得正坐得端,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问心无愧就行。
可现在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人言可畏。
唾沫星子真能淹死人。
春梅不就是例子吗?她到底做没做,谁也不知道。可大家都说她做了,她就是做了。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呢?
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第二个春梅?
就因为我跟哪个男人多说了两句话,就因为我搭了谁的顺风车,就因为我找了谁帮个忙。
然后所有人都指着我的脊梁骨说,看,那个女人,男人不在家,偷人了。
我打了个寒颤。
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我关了水龙头,开始洗菜。
水很凉,冰得我手疼。可我心里更凉。
我一边洗,一边想,丈夫在外头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他就那么放心我吗?
以前我以为他放心。
现在我才知道,他不是放心,他是没辙。
他要是有辙,他肯定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家。他肯定会把我带在身边,或者他自己回来。
可他没辙。
他得挣钱,得养这个家,得供孩子上学,得给老人养老。
他在外头也不容易。
我这么想着,心里又软了一点。
可软归软,那道裂缝,已经有了。
以前我给他打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孩子的事,地里的事,村里的事,鸡毛蒜皮的,都想跟他说说。
可现在,我忽然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
说什么呢?
说村里有人说闲话?说婆婆提醒我避嫌?说赶集的时候有人要捎我一段我不敢坐?
说了又能怎么样?
他除了跟着担心,除了更不放心,还能怎么样?
他又不能立刻回来。
说了,反而让他在外头干活分心。
算了。
还是别说了。
家里没事。
你安心干活。
以后就说这两句吧。
我把洗好的菜捞出来,放在案板上,拿起刀,开始切。
刀很钝,切菜很费劲。我一下一下地切着,菜叶子切得碎碎的。
切着切着,我又想起春梅。
春梅现在怎么样了?
她男人回来了吗?
她男人信她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敢问。
我怕我一问,别人就会说,你看,秀兰跟春梅是一伙的,她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把切好的菜倒进锅里,油很热,滋啦一声响。
我拿着锅铲,慢慢翻炒着。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自己的影子,投在墙上,孤零零的。
以前我觉得,孤独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干活。
现在我才知道,孤独不是这个。
孤独是你受了委屈,没人可说。
孤独是你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要一遍遍证明自己的清白。
孤独是你最亲的人,也不信你。
菜炒好了。
我关了火,把菜盛到盘子里。
孩子快放学了,该去接了。
我解下围裙,挂在墙上,擦了擦手,出门了。
走在路上,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的云红红的,很好看。
可我没心思看。
我低着头,慢慢走着。
心里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才能让婆婆放心,让丈夫安心,让村里那些人闭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没做。
可我什么都没做,也没用。
没人信。
腊月二十三那天,丈夫回来了。
他是坐邻村的顺风车回来的,车停在村口大槐树下。我领着孩子去接,远远就看见他蹲在树底下,脚边堆着两个蛇皮袋子,还有一个印着工地logo的双肩包。他黑了,也瘦了,胡子拉碴的,看见我们过来,站起身,搓了搓手,笑了一下。
孩子先扑过去,喊了声爸。他把孩子抱起来,在脸上亲了一口,胡茬扎得孩子直躲。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抱着孩子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看了我一眼,说:“走吧,回家。”
我“嗯”了一声,弯腰去拎地上的蛇皮袋子。他赶紧把孩子放下,抢过袋子,说:“沉,我来。”
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往家走。孩子在中间蹦蹦跳跳,一会儿拽拽他的手,一会儿拉拉我的衣角。我跟他之间,隔着个孩子,也隔着一年没见的生疏。
到家以后,他把东西放下,先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又去厨房看了看,再去院子里转了转。像在检查什么,又像在确认什么。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桌子上,说:“累了吧,先歇会儿。”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不累。”
然后就没话了。
孩子在旁边翻他的包,翻出一包糖,高兴得不行,攥着跑出去找小伙伴炫耀了。
屋里就剩下我们俩。
我站在灶台边,背对着他,假装收拾东西。手碰到这个,又碰到那个,其实什么都没收拾。
他坐在凳子上,喝水,抽烟。
烟抽了半根,他开口说:“这一年,家里都还好吧?”
我背对着他,说:“挺好的。”
“孩子学习还行?”
“还行,中等偏上。”
“妈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没什么大毛病。”
“地里的菜呢?”
“也还行,卖了点钱,够零花。”
问一句,答一句。
像两个不太熟的亲戚,在客气地寒暄。
我心里有点发酸。
以前他刚回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以前他一进门,先把我抱住,说想死我了。然后絮絮叨叨跟我说工地上的事,说老板抠门,说食堂的饭难吃,说同宿舍的老李家生了个大胖小子。我也跟他说家里的事,说猪又下了崽,说后邻的树倒了砸了咱家墙头,说孩子考试考了双百。
说不完的话。
现在呢?
现在我们都小心翼翼的,像捧着个易碎的碗,生怕哪句话说不对,碗就碎了。
他又抽了一口烟,说:“我听妈说,后墙瓦漏了,你找人修了?”
我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
来了。
我就知道,他迟早要问这个。
我没回头,说:“嗯,漏了挺长时间,再不修屋里该长毛了。”
“找谁修的?”
“二婶子家大小子,还有他一个同学,俩人一块儿来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哦。”他应了一声,没再问。
可我知道,他没放下。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以后家里有什么活,等我回来再说。实在等不及,就找二婶子,找咱妈,别找旁人。”
我转过身,看着他。
他低着头,抽烟,不看我。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不是不信你。”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就是怕别人说闲话。”
我说:“我知道。”
然后又没话了。
我知道他不是不信我。
可我也知道,他心里,多少是有点疙瘩的。
就像我心里,也有疙瘩一样。
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
我们俩躺在炕上,中间隔着半尺远。
屋里黑着,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朦朦胧胧的。
我睁着眼睛,看着房梁。
他也没睡,在旁边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
过了很久,他伸过手,碰了碰我的胳膊。
我没动。
他又往我这边挪了挪,手放在我腰上,轻轻抱了我一下。
我还是没动。
不是不想。
是心里堵得慌。
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
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没反应,叹了口气,又把手收回去了。
我们就那么躺着,谁也没说话。
一直到后半夜,我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他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劈柴,劈得咚咚响。
我穿好衣服出去,他看见我,说:“醒了?饭在锅里温着。”
我说:“嗯。”
我去厨房盛饭,他跟进来,站在门口,说:“昨天晚上,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拿着勺子的手顿了一下。
他说:“我就是……在外头待久了,想得多。你别往心里去。”
我舀了一碗粥,放在桌子上,说:“吃饭吧。”
他站了一会儿,没再说什么,过来坐下吃饭。
过年那几天,我们都尽量表现得跟没事人一样。
一起去赶集,一起走亲戚,一起贴春联,一起包饺子。
在别人面前,我们是恩爱夫妻,他疼我,我贤惠,孩子懂事,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层东西,一直都在。
像一层薄纱,看着透明,却怎么也捅不破。
他会主动帮我干活,洗菜,烧火,喂猪,扫院子。什么都抢着干。
我也会给他洗衣服,给他做他爱吃的红烧肉,给他铺床,给他倒洗脚水。
我们都在努力对对方好。
可那种好,总带着点客气,带着点小心翼翼,带着点补偿的意味。
不像夫妻。
像两个搭伙过日子的人,互相体谅,互相迁就,却不亲。
有天晚上,孩子睡了,他坐在堂屋里抽烟,我在旁边缝衣服。
他忽然说:“秀兰,这一年,辛苦你了。”
我手里的针顿了一下,扎到了手指。我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说:“不辛苦。”
他说:“我知道,一个人在家,不容易。”
我没说话。
他说:“你要是觉得累,就跟我说。”
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睛里有红血丝,也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想说,我不累。
我想说,家里挺好的。
我想说,你安心干活就行。
可话到嘴边,我忽然想说点别的。
我想问问他,在外头,有没有人跟他说过什么。
我想问问他,是不是也听了村里的闲话,觉得我跟春梅一样。
我想问问他,到底信不信我。
我还想跟他说说,婆婆怎么提醒我避嫌,二婶子怎么跟我说那些话,赶集的时候有人要捎我一段我不敢坐,春梅怎么跟我说“不偷情才不正常”。
我想把这一年受的委屈,都倒给他。
我想让他抱抱我,跟我说,媳妇,我信你,别管别人说什么。
可我看着他疲惫的脸,看着他鬓角新长出来的白头发,话又咽回去了。
他在外头,也不容易。
一年到头,风吹日晒,吃不好睡不好,挣那点钱,全寄回家里。
他也想家,也想孩子,也想热炕头。
他已经够累了。
我不能再把这些烦心事,都压在他身上。
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又不能立刻回来。
说了,反而让他在外头干活分心。
算了。
还是别说了。
我低下头,继续缝衣服,说:“没事,不累。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
他看了我半天,没再说什么。
又抽了一口烟。
烟圈慢慢飘上来,模糊了他的脸。
年很快就过完了。
正月十六,他要走了。
头天晚上,我给他收拾行李。
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包里。再放上我给他做的腌菜,放上煮好的鸡蛋,放上他爱吃的柿饼。
收拾着收拾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不是舍不得他走。
是觉得,这一年盼啊盼,好不容易盼回来了,可回来以后,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以前盼他回来,是盼着有个依靠,盼着有人说说话,盼着夜里不用一个人听着风声睡觉。
现在他回来了,我怎么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走进来,看见我掉眼泪,站在门口,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伸手想擦我的眼泪。
我偏了偏头,躲开了。
他的手僵在半空,停了几秒,又收回去了。
他说:“我走了,你自己在家,多注意身体。”
我说:“嗯。”
他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说:“嗯。”
他说:“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我说:“嗯。”
他张了张嘴,好像还想说什么。
我也看着他,心里有好多话,堵在喉咙口,上不去,下不来。
我想跟他说,你能不能别走了。
我想跟他说,我一个人在家,真的挺难的。
我想跟他说,村里人说闲话,我心里难受。
我想跟他说,你能不能信我。
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低下头,把包的拉链拉上,说:“收拾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他“嗯”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还是躺在炕上,中间隔着半尺远。
谁也没碰谁。
谁也没睡着。
我睁着眼睛,听着他的呼吸声,听着窗外的鸡叫,听着风刮过树梢的声音。
心里一遍一遍地想,说吧,说出来就好了。
可又一遍一遍地劝自己,算了,别说了。
就这么折腾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穿好衣服了,坐在炕沿上,看着我。
我赶紧坐起来,说:“怎么不叫我?我给你做饭去。”
他说:“不用了,不饿。”
我说:“那怎么行,路上那么远。”
我赶紧穿好衣服,去厨房给他下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他坐在桌子边,慢慢吃着。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吃。
一碗面,他吃了很久。
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说:“我走了。”
我说:“嗯。”
他背起包,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着我,说:“家里没事吧?”
我看着他,笑了一下,说:“家里没事。你安心干活。”
他也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走远,走到村口,转过弯,看不见了。
孩子还在屋里睡觉。
院子里空荡荡的。
风一吹,晾衣绳上的衣服晃来晃去。
我靠在门框上,站了很久。
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不是难过。
也不是委屈。
就是觉得,心里空得厉害。
像被人掏走了一块什么东西。
他走了。
这个年,就这么过完了。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睡觉。
不同的是,以前我总盼着他回来。
现在,我好像不那么盼了。
盼回来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一样。
他走后的第三天,春梅来了。
她站在我家门口,犹豫了半天,才进来。
我正在院子里择菜,看见她,愣了一下。
自从上次她跟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我刻意躲着她,她好像也刻意躲着我。
她走到我跟前,蹲下,帮我择菜。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择了一会儿,她开口说:“你家那口子,走了?”
我说:“嗯,前天走的。”
她说:“哦。”
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过年这几天,村里没少嚼舌根吧?说我家那口子回来,肯定要跟我离婚。”
我没抬头,说:“我没听见。”
她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说:“你别骗我了。我都听见了。说我男人回来打了我一顿,说我在家偷人,说我早晚要被休了。”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她。
她瘦了,也黑了,眼睛底下有青黑的印子,像没睡好。
我说:“你家那口子……没跟你怎么样吧?”
她摇了摇头,说:“没有。他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话少了。晚上睡觉,背对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不止我家是这样。
原来春梅家,也是这样。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秀兰,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真跟那司机有事?”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知道。”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说:“你看,连你都不信我。”
我说:“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我不知道该信什么。”
她擦了擦眼泪,说:“我跟他真没事。那天就是去乡上买种子,回来晚了,没车了,就在旅馆住了一晚,开了两间房。我对天发誓,我要是做了对不起我男人的事,我就天打雷劈。”
我看着她,没说话。
我信她吗?
我不知道。
我愿意信她。
可村里那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也没法一点都不受影响。
就像我丈夫,他愿意信我吗?他肯定也愿意。可他听了那些闲话,心里还是会有疙瘩。
原来人跟人之间,信任这东西,一旦有了裂缝,就再也合不上了。
哪怕你什么都没做。
哪怕你赌咒发誓。
没用。
春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走之前,她跟我说:“秀兰,以前我跟你说,不偷情才不正常。你别往心里去。我那是……气话。也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转过身,慢慢走了。
背影看着,挺孤单的。
我蹲在院子里,继续择菜。
择着择着,又想起她那句话。
不偷情才不正常。
以前我听了,觉得生气,觉得荒唐,觉得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现在再想,我忽然有点懂了。
不是懂她为什么要偷情。
是懂她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
一个人在家,守着空房子,守着孩子,守着老人,守着几亩地。白天忙忙碌碌的,还好。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有个头疼脑热的,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
受了委屈,连个说句话的人都没有。
日子长了,心里就空了。
空得厉害。
这时候,要是有个人过来,对你好一点,跟你说句话,帮你搭把手,你心里那道防线,说不定就松了。
不是你想怎么样。
是你太孤单了。
孤单得想抓住点什么。
可懂归懂。
我还是不会那么做。
不是我有多高尚。
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我不能对不起我丈夫,不能对不起我孩子,不能对不起这个家。
我也不想像春梅一样,被人戳着脊梁骨说闲话。
哪怕我什么都没做,都已经有人说三道四了。要是真做了点什么,那还了得?
我把择好的菜放进篮子里,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日子还得过。
管别人说什么呢。
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就行。
我丈夫信不信我,那是他的事。我问心无愧就行。
以后他打电话来,我还是会说,家里没事,你安心干活。
不是我不想跟他说心里话。
是说了也没用。
他有他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
我们俩,就像隔着一条河。他在那边,我在这边。都想往对岸走,可谁也游不过去。
那就这样吧。
日子慢慢过。
过着过着,说不定就好了。
我端着菜篮子,往厨房走。
太阳照在身上,暖乎乎的。
院子里的鸡,在墙角刨食吃。
屋里传来孩子翻书的声音。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一切又好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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