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村一家5个姑娘，三女儿招的上门女婿没几年，三女儿就病死了

我蹲在灶前烧火，柴是湿的，烟往屋里灌。三姐的遗像挂在灶台正上方，玻璃框上落了一层灰，我伸手够不着，也没打算擦。那是2003年农历二月初七的傍晚，天还没黑透，屋里就得点灯。灯是十五瓦的，黄黄的一团，照得遗像里的人脸模糊。姐夫从地里回来，把锄头往门后一靠，铁锄头磕在青石门槛上，当的一声。他洗了手，在水缸边甩了两下，水珠子溅到我脸上。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坐下来端碗。碗里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五妹蹲在门槛上喝，喝得呼噜呼噜响。母亲在灶后头站着，手里捏着锅铲，也不坐。那天晚上父亲说了一句话，说完就再没吭声。他说，老四，你也不小了。

那年我十九。三姐走的时候是1997年，我十三。三姐是病死的，什么病，家里没人说得清。只知道她先是瘦，后来肚子鼓起来，去镇上卫生院看了两回，拿回来几包草药，熬了喝，不见好。后来去县医院，医生说要住院，家里拿不出押金。三姐夫那时候刚上门两年，手里也没钱。他回自己村里借，借了一圈，凑了三百多块。三百多块，在1997年的县医院，连三天床位费都不够。三姐从医院回来那天，是正月二十六，天冷得井水都结了薄冰。她躺在板车上，三姐夫拉着，从镇上走回村里，十五里路，走了两个多钟头。到家的时候，三姐的嘴唇已经白了。她撑了七天。第七天夜里，她喊了一声妈，就没再出声。

三姐夫没走。按我们那儿的规矩，上门女婿，媳妇没了，是可以走的，没人拦。他没走。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来，去井边挑水。扁担压在他肩上，吱呀吱呀响。母亲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挑水回来，倒进水缸，又挑着空桶出去。母亲回屋，坐在床沿上，手攥着被角，攥了一上午。

接下来的日子，他照常下地。春天插秧，夏天割麦，秋天收稻，冬天挑塘泥。他话少，一天说不了十句。吃饭的时候，他坐三姐以前坐的位置，低着头扒饭，扒完就下地。村里有人背后说，他图什么。有人接话，说，图这家的地呗，三间瓦房，两头猪，还有四个没嫁的姑娘。这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在灶后头剁猪草，剁得砧板咚咚响，剁完了一抬头，眼睛是红的。

1999年，大姐嫁了，嫁到镇上，男方是开拖拉机的。2001年，二姐嫁了，嫁到邻镇，男方在建筑队。家里就剩下四姐、五妹，还有他。四姐那年二十一，我十九。五妹十五，还在念初中。地里的活，他一个人干。父亲腰不好，干不了重活，就在家编筐，编一个卖两块五。母亲喂猪，一年出栏两头，一头卖四百多块。日子紧巴巴的，但没断过粮。

2003年开春，父亲把四姐叫到堂屋。堂屋正墙上挂着三姐的遗像，父亲坐在遗像下面，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他说，老四，你也不小了。四姐站着，手绞着衣角。父亲又说，你三姐夫，人老实，地里的活拿得起来。四姐没说话。父亲停了一会儿，说，你要是没意见，就挑个日子，把事办了。

四姐那年二十三。在我们那儿，二十三不算小，但也不大。可四姐长得一般，又没念过几年书，相了几回亲，都没成。有一回，男方嫌我们家姑娘多，说以后负担重。四姐回来哭了一晚上，第二天照常下地。

四姐没点头，也没摇头。父亲把那根烟点上了，抽了一口，呛得咳嗽。母亲从灶房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水，放在父亲面前，看了四姐一眼。四姐低头出去了。那天晚上，四姐跟我睡一屋。她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响。我问她，你愿意不。她没吭声。过了很久，她说，三姐的娃要是活着，也该上学了。三姐没留下娃，怀过一个，没保住。

2003年农历三月十八，四姐和他办了事。没摆酒，就请了本家几桌。杀了一头猪，买了一箱白酒。他穿了一件新衬衫，蓝的，领子有点紧。四姐穿了一件红棉袄，是母亲改的，改了三个晚上。拜堂的时候，三姐的遗像就在正墙上挂着，玻璃框擦过了，亮堂堂的。他拜下去的时候，腰弯得很低，头几乎碰到膝盖。村里人看着，有人笑，有人不笑。

第二年，四姐生了个儿子。第三年，又生了个女儿。他还是那样，话少，活多。早上五点起来，先去地里转一圈，回来吃早饭。吃完下地，中午回来，吃完又下地。晚上回来，喂猪，劈柴，挑水。孩子哭了，他抱起来，在院子里走，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四姐在灶上忙，听见孩子哭，喊一声，他就把孩子抱进去。

2008年，我嫁了。嫁到县城边上，男人跑运输。走的那天，他帮我把箱子搬上车。箱子沉，他扛在肩上，腰弯着。搬完，他站在车旁边，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我说，姐夫，我走了。他嗯了一声。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那儿，手插在兜里，风把他头发吹乱了。

后来我每年回去一两趟。每次回去，他都还是那样。地里活多了，他就在地里搭个棚，中午不回来。母亲老了，喂不动猪了，就卖了一头，留一头过年。父亲还是编筐，编得慢了，一天编不了一个。四姐管着家，管着孩子，管着他。有一回，四姐跟我说，他这个人，闷，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你问他十句，他答一句。我说，那你还跟他过。四姐笑了一下，说，惯了。

2015年，父亲走了。走之前，把他叫到床边，拉着他的手，说，这个家，交给你了。他没说话，点了点头。父亲闭眼的时候，他在旁边站着，手垂着，眼泪掉下来，砸在手背上。

父亲走了以后，他还是那样。种地，喂猪，带孩子。孩子大了，上了学，他就更闷了。有时候坐在门槛上，一坐半天。四姐喊他吃饭，他嗯一声，不动。再喊，他才起来。

去年，我回去。他在地里收稻子，我去了地里。他弯着腰，镰刀割稻，一把一把，码得整整齐齐。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他直起腰，看见我，点了一下头。我说，姐夫，歇会儿。他走过来，坐在田埂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烟是他自己卷的，烟叶子是地里种的。他抽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我看着他的手，指头粗，关节大，指甲缝里是泥。他抽完烟，把烟头摁在田埂上，站起来，又弯下腰去。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割稻。他割得慢，但不停。稻穗沉甸甸的，在他手里一把一把地倒下去。太阳照在他背上，汗湿了衣服，贴在脊梁上。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又弯下去。

我忽然想起三姐。三姐走的那年，我十三。他拉着板车，走了十五里路。板车上躺着三姐，盖着一床旧棉被。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路上有人问，拉的谁。他说，我媳妇。那人说，咋了。他说，病了。那人说，咋不去医院。他说，去了，没钱。那人就没再问。

他走了六个钟头。到了家，他把三姐抱进屋，放在床上。三姐的嘴唇是白的，脸也是白的。他坐在床边，握着三姐的手，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三姐的手凉了。

他没哭。至少我没看见他哭。他起来，去井边挑水。扁担压在他肩上，吱呀吱呀响。母亲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挑水回来，倒进水缸，又挑着空桶出去。

现在他还在挑水。井还是那口井，扁担还是那根扁担。他挑着水，从井边走到灶房，倒进水缸。水缸满了，他又挑着空桶出去。院子里，四姐在喂鸡，鸡咕咕叫。孩子在屋里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响。他挑完水，把扁担靠在墙边，坐在门槛上。太阳下山了，天边红了一片。他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四姐喊他吃饭。他嗯一声。四姐又喊。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院子里，鸡在啄食，猪在圈里哼。他转过头，进了屋。

灯亮了。十五瓦的，黄黄的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