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重阳节那天，我打算去老人院探望父母。老人院离家约四十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出城上高速，第三个出口下，穿过一段种满香樟的县道，路尽头是一片新建的住宅区，老人院就在它的东南角。门口有两棵桂花树，一到秋天就香得能飘半条街。每次下车，我先闻到的总是那股甜香，然后才看见门。
每个周六或周日我照例都去。探望早已成了我生活里一个固定的刻度，像每周要交的报表，像每月要还的账单——稳当、准时、不必多想。可这一回不一样。日历翻到"重阳"两个字的时候，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和期待，像一场等了很久的雨，终于要落下来了。
母亲的记性这两年像退潮，退得又快又不讲道理。她记得三十年前我上学的路线，记得父亲年轻时能吃多辣，记得我小时候发烧那晚窗外下着怎样的雨，却记不住我上个星期日才来过。推门进去，她抬起头，眼里有一瞬的空白，随后慢慢亮起来："哎呀，你怎么来了。"这句话我听过上百遍，可每一遍都像第一次被人认出来。
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他年轻时话多，一张饭桌能一个人讲半个钟头厂里的事。如今他坐在窗边那张藤椅上，膝头摊着一份没有读的报纸，手背上的青筋和老年斑连成了一张地图。我握住他的手，凉、软，骨头却硬，像一截干枯的树枝。他不太说话，只是点头，偶尔来一句："路远，你别老跑。"每次都是这一句。我知道这话里一半是心疼，一半是他始终没学会，怎么把"我想你"三个字说出口。
他们从不说想我。他们只说：吃饭了吗，瘦了，别熬夜，路上慢点。中国式父母的爱，从来不写在正面，全都藏在这些反话和叮嘱的背面。
把父母送进老人院这件事，我想了三年，也愧疚了三年。头半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在心里辩解一次：家里没人照看、我上班太远、母亲摔过两次、院里有医生有护工有同伴……道理我都懂，可道理堵不住心口那个洞。有一次母亲拉着我的手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张了张嘴，说了句"过阵子"。那三个字像一根刺，扎到今天还在。
后来我慢慢明白，所谓孝顺，未必是把人守在身边，而是让她在能被照顾好的地方，仍然觉得自己被爱着、被记着、被需要着。我不再辩解了。我只是每个星期都去，风雨无阻，让那句"过阵子"，一点一点变成"每个星期我都在"。
重阳是一个关于"高"与"久"的节日。登高、望远、插茱萸、饮菊酒，古人做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的多半是远方的人、是不归的游子、是再也见不到的亲人。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写的正是那种缺席。从前我以为这个节日与我无关——我不缺谁，父母都在，都在四十公里外，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可今年我忽然懂了：重阳真正要提醒我们的，不是"少一人"的遗憾，而是"还来得及"的幸运。
多少人是在某一个重阳之后，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有下一次了。
所以这一次，我想好好准备。带母亲爱吃的桂花糕，要软的那种，她牙不好；带父亲爱看的报纸，虽然他多半不看，可拿在手里就踏实；再带一床晒过太阳的新被子，请护工帮忙换上，晚上盖着有太阳的味道。我还要在院子里陪母亲慢慢走两圈——她走得慢，我就走得更慢；父亲要是愿意，就推他去桂花树下坐一会儿，什么也不说，只听风把花瓣一片一片吹下来。
我甚至想好了，要在离开之前抱一抱他们。小时候是母亲抱我，现在换我。这个动作我做起来仍旧有些笨拙，但我打算开始练习。有些话我们这一代人说不出口，那就用拥抱替它说完。
四十公里其实不远，一个小时其实不长。真正远的，是那些总说"下次再去"的日子；真正长的，是那些等成了永远的一瞬间。
如果这世上真有茱萸可插、真有菊酒可饮，我今年这一杯，想敬那条被我跑熟的路，敬门口那两棵桂花树，敬母亲抬头时那一句"哎呀，你怎么来了"，敬父亲膝头那份没有读完的报纸。
敬我们都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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