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精准化如何助力外贸企业减负？

文 /王葱葱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正在经历从“普惠式”向“精准化”的深刻转变。围绕外贸企业的真实需求，各地各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举措，通过公共服务精准化给外贸企业发展带来了便利。

从“普惠”到“精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型

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走的是“普惠”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有主体一视同仁，提供无差别的标准化服务。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公平、可预期，但短板也很明显，即不同企业的处境千差万别，需求也各不相同，“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服务，很难真正回应每家企业的个性化诉求。相比之下，精准化公共服务则把企业的实际需求放在中心位置，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匹配、精准送达，让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定制化色彩。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从“供给方视角”到“需求方视角”的治理理念转变，过去更多是想“我能提供什么”，而现在更关注的是“企业真正需要什么”。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精准化公共服务的关键要素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对象精准，也就是搞清楚谁需要服务、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二是内容精准，即根据不同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三是方式精准，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触达的效率和准确度，让好政策真正落到该落的地方。

我国精准化公共服务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是与国家治理改革、技术迭代和民生需求升级相伴而生的。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政府”和“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深入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全面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进入标准化、常态化轨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精准化公共服务不再满足于技术赋能和局部优化，而是朝着全域覆盖、品质提升、可持续运行的方向稳步升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高质量发展”。在海外服务领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将“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这些相关政策举措不仅增强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还推动了服务供给与人口结构变化、社会实际需求的深度适配，为外贸企业减负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外贸企业迫切需要减负

外贸企业负担来源：一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外贸业务需要对接市场监管、海关、税务、外汇、商务等多个部门，企业在开展进出口业务时，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奔波，完成海关备案、电子口岸卡办理、外汇名录登记、出口退税、出口免税备案等一系列手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一些企业常常因流程不熟、资料不齐而耗费大量精力。二是通关与物流效率有待提升。通关物流环节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经营压力。通关效率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交货能力。对于生鲜产品、高新技术货物这类对时效高度敏感的品类来说，在通关环节多耽误一天，可能就意味着订单违约、客户流失。在过去那种“企业上门办”的传统通关模式下，企业很难精确安排生产和物流计划。与此同时，国际物流成本的波动也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以海运为例，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全球海运费用大幅飙升，外贸企业面临巨大的物流成本挑战。三是政策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政策信息不对称，也是外贸企业面临的一种隐性负担。税收优惠、关税减免、信用保险支持、补贴政策等惠企措施不断推出，但企业往往因不了解政策、不熟悉申报流程而导致效果大打折扣。四是融资难、融资贵制约发展。资金周转压力大，是制约外贸企业发展的另一个难题。外贸业务从接单到回款，周期普遍较长，出口退税周期长短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状况。退税资金到账越慢，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越大，这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接单能力，导致企业不敢接大单和长单，发展受到了制约。

外贸企业的负担是多层次、多环节的——既有制度层面的“硬成本”，也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软成本”；既有流程环节的效率瓶颈，也有能力不足造成的发展瓶颈。这些负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形成了一个制约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墙”。而破解这道墙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服务供给能否从“粗放”走向“精准”，真正回应企业的特定需求。

精准化公共服务如何为外贸企业减负赋能？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围绕通关、政务、退税、出海服务等关键环节，推出了一系列精准化举措，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减了负。

通关便利化：从“企业上门办”到“主动靠前帮”。海关是外贸企业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之一，也是精准服务创新的前沿。过去企业报关，从申报到查验再到放行，流程长、不确定性高。如今，精准化公共服务正在推动海关角色从“监管者”向“服务者”转变。远程查验与智慧监管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2025年，全国首票出口化妆品“远程属地查检”作业在上海奉贤区“东方美谷”落地，这是海关“远程属地查检”模式首次应用于化妆品行业。企业只需借助视频连线与海关进行远程互动，即可在线上完成商品的检验和抽样流程。上海海关还推出“自助验核”模式，境外旅客可使用自助验核机向海关上传单证，海关采用“远程验核+现场巡视”方式完成验核，验核效率大幅提升。除此之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政策让服务更具针对性，不同企业的产品特点、出口市场各不相同，“一刀切”的监管模式很难满足个性化需求。广州海关建立了关企联络机制，深入企业开展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安排等政策讲解，设立专人专岗对接企业需求。从“企业等海关”到“海关送服务上门”，这种转变正在成为常态。

政务服务集成化：从“多头跑”到“一件事一次办”。精准化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分散在市场监管、海关、税务、外汇、商务等多部门的事项整合为“一件事”集成办理。数字化平台让“一站式”通关成为现实。广州“单一窗口”打破传统业务孤岛，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报关企业、船代、港口等主体间信息共享，真正做到“数据跑腿替代人工跑单”。广州还推出“单一窗口”商品智能预归类服务，依托海量进出口贸易数据构建算法模型，几秒内便可以实现返回预归类结果。数字化转型让政务服务突破了时空限制，安徽省商务厅将技术进出口等相关业务全部纳入“皖事通办”平台，实现“指尖办”“随时办”。企业从出口备案到许可证办理可以不通过任何现场窗口，全部在网上办理，基本当天就能完成。除此之外，帮办代办和数字化转型让精准化服务落到实地，各地纷纷组建专业化帮办代办队伍，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纸质申报”到“指尖办理”，政务服务集成化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让企业把更多精力从“跑手续”中解放出来，集中到主业经营上。

出口退税提速：从“漫漫等待”到“即时到账”。出口退税是外贸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退税速度直接影响资金周转效率。精准公共服务在这一领域集中体现为退税流程的全面提速。“单一窗口”的推出让退税申报智能化。上海税务部门和商务部门密切协作，通过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申报平台增设出口退税“智慧问诊”服务功能，提升出口退税精细服务能级。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在线申报，系统自动校验材料完整性。此外，分类管理与绿色通道让优质企业享受更快服务，即针对信用等级高的一、二类出口企业，税务部门提供“即报即审、即审即退”绿色通道。杭州推行了“无纸化退税”，快审企业平均退税到账时间得到缩减。退税资金的快速回流，有效盘活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对于利润率普遍不高的外贸企业而言，退税周期从“月月等”到“日日结”，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和财务成本降低。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兴起，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通过平台化方式，把分散的服务资源整合为“一站式”解决方案。深圳“出海e站通”打造企业出海“超级母港”，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化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覆盖法律、药械、微短剧等重点行业，提供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事项，打造一些特色服务专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了中小外贸企业获取专业服务的门槛。过去只有大企业才负担得起的“一条龙”服务，如今中小企业通过平台也能触手可及。平台提供的合规风控、市场研判等服务，帮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规避风险、少走弯路。这种“软性”的减负，虽然不是直接的成本削减，却能让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走得更稳、更远。

精准化公共服务对外贸企业形成的减负效应，是多条实践路径协同发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得到直接压降，通过业务集成办理、企业帮办代办等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来回跑腿的频次，压缩业务办理的等待周期，降低办事环节带来的人力消耗。其次是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得到切实缓解，出口退税流程不断优化提速，推动流动资金快速回流企业，改善外贸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占压问题。与此同时，信息获取成本的下降打通了政策落地的堵点，依托精准政策推送与针对性业务辅导，企业不必再耗费大量精力从海量政策文件中筛选适配自身的扶持条款，让各项惠企红利真正落到实处。通关与物流效率的持续提升，则直接降低企业供应链运行成本，远程核查、联动接卸等便利化改革推动进出口货物实现快进快出，减少滞港、仓储等额外开销。除此之外，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属于更深层次的减负效果，各类外贸出海公共服务平台补齐中小外贸企业自身能力不足的短板，帮助企业应对国际市场各类不确定冲击。多重作用机制彼此交叉、相互强化，形成合力，共同构筑起精准公共服务助力外贸企业轻装上阵、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完整支撑体系。

如何进一步优化精准化公共服务？

现阶段的精准化公共服务在帮助外贸企业降本减负上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实践成效，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陆续推出相关政策，但对照外贸企业多元化、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来看，服务供给层面依旧存在不少短板，还有较大的改进与完善空间。

第一，持续提升企业需求精准识别的智能化能力。现阶段很多“一企一策”的帮扶举措，依旧高度依靠工作人员线下走访摸排、凭借工作经验来判断企业诉求，人力投入大，也容易出现需求判断不够全面的情况。后续可以更好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的作用，整合企业进出口、信用状况、经营发展等多维度信息，完善外贸企业立体画像，对企业的现实困难与潜在服务需求进行自动甄别，推动政策资源、服务资源智能匹配到对应市场主体，逐步推动精准服务由传统的“人工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

第二，加快推进跨区域公共服务协同与数据互通。外贸行业本身具备跨地域经营的特征，不少企业的采购、生产、报关、仓储分布在不同省市。而当前各地的外贸公共服务大多立足本地区开展建设，不同区域之间服务标准不统一，业务系统的数据接口尚未完全打通，企业跨地区开展业务时，仍然会遇到重复申报、材料不互认等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加快建设统一的外贸公共服务框架，打破地域壁垒，逐步探索实现部分业务“一地受理、全国通办”，破除行政区划带来的服务限制，进一步为企业降低跨区域经营带来的制度成本。

第三，不断拓宽增值类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服务深度。目前我国外贸公共服务已经基本覆盖通关、退税等基础业务，正逐步向各类增值服务拓展。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绿色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纠纷、跨境数据合规、贸易摩擦等新问题不断涌现，中小外贸企业自身很难独立应对。公共服务可以顺势向这些新兴领域延伸，围绕知识产权维权、贸易摩擦应诉指导、绿色低碳认证辅导、跨境数据合规咨询等方向补齐服务内容，给企业提供更加贴合现实的配套支持，帮助企业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规则。

第四，健全政策落地效果的监督与动态评估机制。一项公共服务是否真正做到精准适配企业需求，减负效果有没有实实在在传导到市场主体，不能只依靠部门内部自我评判，需要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体系作为支撑。可以结合企业问卷满意度调研、实地走访，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效果评价，客观收集企业在接受服务过程当中遇到的堵点、痛点。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及时调整服务内容，补齐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形成“供给—评估—优化”的良性循环，推动外贸精准公共服务持续迭代完善。

第五，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精准化公共服务的落地成效，最终取决于一线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当前，外贸公共服务涉及海关、税务、外汇、法律等多个专业领域，政策更新快、业务复杂度高，部分基层人员对最新政策理解不深、对数字化工具运用不熟，容易出现“政策讲不清、服务跟不上”的情况。为此，应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围绕通关监管、出口退税、汇率避险、跨境合规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务培训；同时引入高校、行业协会、律所等外部专业力量，通过专家咨询、专题辅导等方式弥补基层短板。此外，还应将企业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等纳入考核，增强队伍积极性与稳定性。只有打造一支懂政策、懂业务、懂企业的专业化服务队伍，精准化公共服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系南京审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