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CEO侯勇：从第一需求出发，把基因科技真正做成普惠服务

2010年，侯勇通过华大与东南大学联合培养项目来到华大。16年来，他经历了单细胞技术从0到1的研发，也曾外派欧洲，推动国产测序仪和时空组学技术走进国际顶尖机构。如今，作为华大基因CEO，他对“华大凭什么”的回答，始终围绕几个关键词：第一需求、大目标导向、第一性原理、工具自主、系统管理、AI与国际化，以及基因科技普惠。

在这场对话中，侯勇从个人成长、科研转化、产业实践和未来战略出发，讲述了华大如何把前沿生命科技从实验室带到医院、带到普通家庭。

编者按：

华大凭什么能让本科生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这是当时最吸引我的原因

问：2010年，您通过华大与东南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来到华大。当时是什么吸引您加入华大？

侯勇：当时应该是我正好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些本科的创新课题，然后刷新闻刷到华南理工的本科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我仔细读了一下新闻，发现学生是在华大发表的文章。特别巧的是，应该过了两个礼拜，华大就去东南大学招收联合培养的学生。

算是机缘巧合。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在那个时候，国内高校，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里面，高水平文章普遍还不太多的时候，华大凭什么能够让本科生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当时最吸引我的一个原因。

“三好”文化和“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使命，深深吸引着我

问：您在华大已经16年了。是什么让您一直留在华大、认同华大？

侯勇：最开始来到华大，可能更多是想从事科学研究，去做一些前沿科学的探索。但后来，特别是接触了华大越来越多的文化和价值观之后，我发现它跟我自己的三观比较契合。

比如说，最吸引我的一个文化，是我们常讲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个排位其实很重要。对于每个人来说，身体好排在第一都是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好，然后是学习好，让自己不断提升，最后才是工作好，希望工作能够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第二个深深吸引我、让我能够留下来的，是华大集团董事长汪建老师讲的华大愿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我们不是为了做研发而做研发，也不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希望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科学发现，去解决一些当下共性的、也是人类根本需求相关的问题。

从科研到商业，第一性原理和系统管理是最重要的训练

问：从单细胞技术研发，到派驻欧洲推动商业发展，这两段经历如何帮助您带领华大基因走向下一个阶段？

侯勇：我差不多经历了10年左右的研发和科学研究。这一段经历对我塑造最深的，是汪老师经常讲的“第一性原理”。

我们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坚持回到本质，特别是回到科学的第一性原理。比如在从科研到产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抓住问题的根本。

也就是说，要从病人的需求出发，从疾病本身的系统出发，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产品包装以及产品上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

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在欧洲的这段经历。并不是说只要有技术，就一定能够把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商业模式跑通。尤其是在海外，除了技术本身之外，本地化、合规、资质体系以及本地管理，都会成为影响这项技术最终能否在商业上成功的关键要素。

这些经历也影响了我后来管理华大基因的方式。特别是现在，无论是在国内合规开展业务，还是在海外拓展业务，我都会更加强调一种系统思维：要跳出原来单纯技术导向的视角，更多地从市场准入、合规要求、本地运营，以及最终商业闭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国产测序和时空组学走进欧洲顶尖机构，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

问：在华大的这些历程中，有哪些时刻让您感觉“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侯勇：有一个案例和我被派到欧洲的经历有关。

最开始2019年外派过去欧洲，我们整个团队大概只有10个人。那个时候，国产测序仪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出海。我也是刚刚从科研转到商业化，心里完全没有底：华大的设备技术、华大的装备，到底能不能被欧洲市场认可？

后来真正让我深刻感受到我们战略上的引领性以及自身实力的，是我们的时空组学和基因测序方案，能够在欧洲几个顶尖高校和机构落地。比如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德国的夏里特医院、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当这些技术和方案真正进入全球顶尖实验室的时候，我在那一刻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前面这十几年的努力，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AI与国际化，

是支撑华大基因战略转型的双轮驱动

问：您提出“AI与国际化”将成为支撑华大基因战略转型的双轮驱动。底层逻辑是什么？

侯勇：科学研究、科技服务、医学服务和人人服务，这四个阶段我们一直在坚持推进。

特别是在AI大模型出现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类新技术能够让这四个阶段之间的转化变得更加高效。华大基因本身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化模型，而我们的优势又在于长期积累了大量多组学数据。

如果华大基因能够把AI技术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为“BI”——这种结合将会大大加速我们以“三发三带”模式开发新技术，并进一步把新技术应用到临床和医学服务当中。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化。如果华大基因下一步希望继续推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希望推动公共卫生的普及和普惠，那么除了在国内做好相应工作之外，也应该把目光放到中国之外更广阔的区域。

从第一需求出发，

是华大多个领域保持领跑的战略底层

问：从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精准医学、农业育种等赛道布局，华大为什么能在多个领域保持领跑？

侯勇：如果从战略布局来讲，核心还是之前汪老师总结过的“几个一”。其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是“从第一需求出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精准医学、农业，还是现在正在探索的一些氢能，甚至量子方向，核心都离不开从人的第一需求出发。

什么是第一需求？比如，人首先要吃得饱。吃得饱就涉及农业，而农业生产效率就需要不断提升。

第二个方面，无论是精准医学，还是公共卫生，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其实都希望少生病、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比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我们希望通过先进技术赋能，推动实现“天下无唐”；我们的地贫诊断，也希望通过技术赋能和民生普惠筛查，推动实现“天下无贫”。

先利其器和长期基础研究投入，

支撑华大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

问：华大为什么有能力持续产出这么多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侯勇：第一点，是因为汪老师经常讲“先利其器”。我们在基础工具上的投入其实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对应的研发，还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都是如此。

因为如果要持续保持在科学研究上的引领，就必须做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最开始的基因组组装技术、基因组生物信息分析技术，到后来的单细胞技术、时空组学技术，再到国产化、自主化的测序技术，以及多组学技术，这些技术平台的不断更新、不断积累、不断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们的科学发现和产业发展。

第二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长期坚持以大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投入。

从实验室到普通家庭，

基因科技普惠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问：华大是如何把基因科技变成普通人愿意用、用得起、信得过的产品和应用的？

侯勇：这个核心还是从第一需求出发，同时坚持普惠的原则。比如我们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项技术最开始研发出来的时候，成本和价格都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同时，在推广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很多医生，甚至包括国内最顶尖的医生，可能都从来没有听过。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汪老师做了几个决策。第一个，针对孕妇不相信新技术的问题，我们还是从需求出发。举个例子，我们把检测和保险直接挂钩。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打消用户对新技术的抵触，帮助她们跨过心理接受的门槛。

另外一个办法，是因为新技术比较贵，并不是所有人都支付得起。所以我们在做保险的基础上，又和一些城市的民生项目结合起来。比如华大让利一部分，政府承担一部分，个人再承担一部分。

大目标导向、“三发三带”和大科学工程，是华大走到今天的关键

问：最后回到“华大凭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如果用您的经历来回答，您会用哪些关键词概括华大走到今天的原因？

侯勇：第一个就是大目标导向。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坚持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固执、有一点执拗的大目标导向的凝聚力。

第二点是“三发三带”。我们其实是一个“创新科技”的范式，而不是简单的“科技创新”。从我们战略上涉及的很多项目、很多课题、很多方向来看，它们都是为了去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需求。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技术发明、科学发现、产业发展，以及“以任务带学科、带人才、带产业”的方式，推动整个科研和产业闭环。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大科学工程这种组织方式。也就是通过大平台支撑，汇聚大资源、开展大合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大数据和大科学。最近我们又特别加上了人工智能，或者说生物智能，最终产出大模型和大的产业。

由基因组、多组学和生物智能带动的未来医学、未来健康，正迎面向我们走来

问：面向未来，您最希望华大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留下什么样的价值和印象？

侯勇：从我的本职工作角度来讲，我希望真正能够通过我们的大数据，通过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不断投入，实现“少生几种病，多活几岁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现在我们看到，基因组、多组学和生物智能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已经有充分理由相信，由基因组、多组学和生物智能带动的未来医学、未来健康，正在迎面向我们走来。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积极投身这一波浪潮，继续做好其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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