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回响中创新：拜耳的慢病积累与中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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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

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拜耳研究与创新中心（BRIC），拜耳各研发领域的领头人们满怀激情地谈论未来创新，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家走过160多年历史的跨国药企的悠久传统。

拜耳中国处方药事业部副总裁、产品与管线市场部负责人陈白平对创新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充沛的热情，但是他提到，拜耳对慢性病治疗药物的研发有很长的历史，例如长期致力于攻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传统的积累，构成了拜耳对新一代药物研发的优势。

拜耳的确是有资格既谈创新，也谈传统的。这家跨国药企1863年在德国起步的时候，只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小企业。随着化学研究向医药领域延伸，1899年，阿司匹林以拜耳品牌上市。此后一百多年，拜耳逐步发展为一家生命科学企业，药物研发也深入到心血管、代谢等多个领域。

在陈白平的演讲中，拜唐苹、拜新同、拜阿司匹灵、拜瑞妥等药物，与可申达、唯可同等近年上市的新药一起被提及。前者分别涉及控糖、降压、抗血小板和抗凝，后者则把研究推进到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心力衰竭等领域。

这张清单呈现出一条值得观察的脉络：慢病治疗的目标，在控制血糖、血压之外，进一步指向器官保护和长期结局。对患者来说，化验单上的数字改善当然重要，而更长远的治疗目标是，患者几年之后会不会发生肾衰竭，会不会因为心衰反复住院。

长期积累的意义，可以在这些具体的临床问题中得到理解。在同一疾病领域持续研究，能够帮助企业认识现有治疗的局限，建立新药研发路径的筛选和临床研究能力，并与医生共同发现尚未满足的需求。老药不会自然“长成”新药，但围绕老药形成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成为寻找新方向的基础。

传统的意义不只体现在研发方面。慢病治疗常常是患者面临的持续多年的挑战，每一个临床终点背后，都是患者能否继续工作、独立生活，以及一个家庭能否承受长期照护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理解了这家药企长期创新的人道主义动力：持续研究一种疾病，会不断遇见患者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对疾病机制认识得越深，就越能看见现有治疗留下的缺口，也越需要理解患者在疾病中的生活。

在拜耳，商业回报为研发提供持续投入的条件，科学探索帮助寻找新的治疗路径，而减轻患者痛苦的人文关切，则成为决定研究方向、支撑长期投入的深层动力。它体现在具体选择中——研发愿意追问什么问题，临床试验衡量什么获益，药物上市后又怎样让患者用得上。

对疾病的理解，如何转化为对患者的关切？沿着这一思路观察拜耳，非奈利酮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例子。非奈利酮在中国的商品名为可申达，作为选择性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它通过另一条作用通路，干预与心肾损伤相关的病理过程。

2020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FIDELIO-DKD研究，纳入5700多名伴有慢性肾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既有治疗基础上，中位随访2.6年，非奈利酮组发生肾衰竭、肾功能持续显著下降或肾脏原因死亡这一复合终点的比例为17.8%，安慰剂组为21.1%，相差3.3个百分点。

这一研究把治疗目标进一步推进到疾病的长期结局：在控制危险因素的同时，争取延缓器官损伤。

研究随后走向心衰。FINEARTS-HF试验纳入约6000名左心室射血分数不低于40%的心衰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非奈利酮使心衰恶化事件总数与心血管死亡组成的复合终点事件率相对下降16%。2026年5月，这一心衰适应症在中国获批。

从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延伸到心衰，同一种药物的研究连接了心脏与肾脏，也体现出慢病研究对器官之间相互影响的系统性认识。长期积累的优势，就在于不断辨析这样的研究机会，并有能力把假设推进到临床验证。

抗栓领域同样如此。拜耳在研的凝血因子XIa抑制剂asundexian，在OCEANIC-STROKE研究中显示，在中位19个月的随访中，asundexian组与安慰剂组缺血性卒中的发生比例分别为6.2%和8.4%；两组按照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标准定义的大出血发生情况未见显著差异。

2026年4月29日，拜耳宣布，asundexian用于预防非心源性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再次发生缺血性卒中的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5月7日，拜耳进一步宣布，该申请获得优先审评资格。

卒中是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疾病之一。asundexian被纳入优先审评，显示了中国药监部门不仅对该药创新价值高度认可，而且对解决脑血管疾病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具有坚定的决心。

远在美国重要创新源头的波士顿，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拜耳如何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创新相结合。陈白平用规模、质量和效率概括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进展。他表示，拜耳在中国的发展，正从“加速可及”“深耕本土”走向“全球共创”。

拜耳处方药全球首席商业运营官谷思远（Sebastian Guth）博士提出他的判断：中国早已不只是拜耳最重要的市场，它正在成为拜耳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

这一判断已经有了具体落点。首先是源头研究。拜耳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建立长期科研合作。根据2026年6月公布的信息，双方合作累计开展超过110个联合研究项目，涉及疾病机制、新靶点发现、药物筛选等环节。

其次是与本土初创企业建立更直接的联系。2024年9月，拜耳Co.Lab上海正式开幕，将中国初创企业接入其全球孵化网络，提供实验设施、研发经验和合作资源。2025年，位于北京的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正式启用，进一步连接科研、临床与产业力量。

对中国创新团队而言，这类平台的价值，是有机会在早期就与全球研发需求对接；对拜耳而言，则是把寻找创新的触角，更深入地伸向中国的实验室和创业团队。

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深度也在增加。拜耳2024年披露，其超过80%的主要多中心临床试验纳入中国，覆盖早期和晚期开发。2026年6月的研发开放日上，公司再次将中国明确为全球研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在美国听一家德国企业谈中国创新，让人感受到医药研发的全新路径：长期形成的疾病认识和开发经验，正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发现、新技术充分交融。这种跨越时空的景象，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效率。

而这条创新之路最终通向的，仍然是患者的生活。让一个人少一次因心衰而住院，延缓肾功能的恶化，让卒中后的家庭少一分对复发的担忧，这些具体的改变，赋予科学探索以人文意义，也成为一家百年药企不断创新的持久动力。

撰文丨安然